高等教育也需分类定位
在新浪网上的南方人物周刊看到对崔永元的专访[1]。崔永元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在这里崔永元强调的是一个电视台定位的问题，他并不反对商业电视，更不反对公共电视，而是反对将二者混为一潭，职责不清。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高等高等教育问题。用类似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承载的完全是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话，那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极其低效的；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商业行为的话，那我们的高等教育完全是羊肉未吃到反惹一身骚。
无论是电视还是高等教育，它们走到今天这个境地都与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对于教育来说，过去的任务就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各级学校好比一条流水线，最终成品完全合符既定规范。这在抹杀了人的个性的同时，也抹杀了人的创新精神。而现在，提倡的“创新教育”、“学术无禁区”等思想必然伴随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除了塑造人之外的一些的责任也被附加到高等教育身上。比如，1998年，
崔永元在谈到电视的问题时，提到了国外电视界的一些做法。可惜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不知道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否有一种较成熟的解决办法可以借鉴（以后有空一定多多学习，呵呵）。在此只类比地提一些个人看法，以抛砖引玉。
首先，确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责任。特别是现在，当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感到迷茫时，这正是高等教育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于是我们应该为所有的高等教育划定一个底线，一个培养人的基本素质的底线。这相当于一个行业准入制。当然，目前的办学审批应该也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吧。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再划一步划分其身份、职责、运作方式等。现在似乎在这方面也有了一些起步，比如说将大学划成研究型、教学研究型、职业教育型等。但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因此几乎除了少数著名高校和由中专升级而成的职业技术学院外，几乎都自称是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对于更为敏感的产业化问题就更是模糊不清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为“钱”所困，拓宽融资渠道也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按企业式运作？学校靠什么来保证投资者的收益？我想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从一个合适的角度对学校做进一步的分类了，这样一来，在坚守一定底线的基础上，至少一部分学校可以拍着胸脯说，在商言商，一切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你出钱我提供让您满意的教育服务。许多的职责，可以从现在的高校中剥离或衍生出新的机构来完成。毕竟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其实我想说的就一句话：想让高校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对投资者负责、对学生负责，就等于对什么都不负责，因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责任。
[1] 南方人物周刊：崔永元. http://ent.sina.com.c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