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9日，顾雏军在狱中签署协议将其在科龙的全部股份转予海信，‘国退民进’终究演变成了‘民退国进’，郎咸平彻底赢了顾雏军。但是在另一场他与内地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对阵，胜负并未因此定论。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郎咸平在内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步入深水区之际，郎咸平藉助案例分析断然否定其进程。其符号意义在于，改革是停下来，还是重新出发。 始自2004年8月的财务专家郎咸平与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个人战争，经年之后以顾雏军被收监尘埃落定。由郎顾之争发端、关乎全民福祉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则陷入了无果的寂寞――‘倒郎派’经济学家们面对舆论的道德征伐‘集体失语’，只剩下努力‘拔掉国企改革思维谬根’的郎咸平仍然奔走于内地讲坛，痛陈国有股不应该退出市场的个人主张。但在国企产权改革这一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全局的命题上，郎咸平对了吗？ 我败则国家败 8月23日，在江西省国资委‘江西财智论坛’上，郎再次将炮口对准了倪润峰，对其造成长虹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历史清算。相对于顾雏军，倪润峰是不幸的：被内地舆论圈定的‘主流经济学家’无人为其辩护。因为这种断罢新病再翻旧案的‘演义’说辞，不由令人想起一年前那种令人恐怖的愤怒：‘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内地学者左大培语)而宣称‘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的郎咸平，并不讳言‘我希望自己的言论能产生影响力，所以必须得炒作’。‘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挟民意自重 显然，以上充满悲情英雄主义的炒作和煽动极易获得民意的支持。一位不愿具名的内地学者对本报记者说，在广泛的民意存在――痛恨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顾雏军们由英雄成为阶下囚的反向演绎下，任何对产权改革积极意义的辩护都会其声若无。就像内地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歌唱大赛一样，当民众手机短信支持率超越专家评判成为赛制的时候，歌唱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民意堪用，这是任何炒作的基础。郎咸平充满道德话语的炒作，在民意集中的网上讨论中高票胜出，他于是有了一遍一遍访问中的不惮‘以民意为证’；而内地各路媒体竞相跟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道德良心进行拷问，使之再次出现极具理念杀伤力的‘集体失语’，被民意一网打尽。挟民意之下，论战很难不变成郎咸平一人的孤独秀：凭借对市场个案‘我看不出来，马上就封剑退出江湖’式的征伐，他一方面使国企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趋于逻辑的统一，一方面以国有资产私有化存在‘法律缺位’对‘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进行斩草除根：法律规定政府受人民之托管理国有资产，但没有规定你经营得不好就可以把它卖掉。 体制复归:郎顾之争的可怕后果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革的过程中出了很多事，这是不应该的，但不能因噎废食，改革不能停下来。’同样的观点，另一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表达过。但是，郎咸平‘国有股不能退出’的主张又有了‘结果’。8月23日，国资委等五部委对下一阶段股权分置改革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国有股在所控股上市公司中的最低持股比例，涉及国家安全的不低于60%，一般制造业不低于35%。改革出现了某种延缓乃至停顿的迹象，但这是郎咸平所代言民意的胜利吗？首先得对国企产权改革中的‘民意’进行客观界定，其实论战中大多数内地学者的意见一致表明：民意反映的是对改革中由于不公开、不透明、徇私腐败造成国有资产被贱卖的痛恨，而并非改革本身。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认为，有人因改革中出现问题而怀疑改革，甚至呼吁强化政府权威的思维是不对的。因为强化权力介入，有可能导致‘体制复归’，完全没有出路。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北京)研究员姚中秋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民间情绪强烈表现在对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越来越高、马太效应越来越显著的不满和怨恨。而郎咸平和其支持者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否定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的刺激性煽动，民间情绪极易被引导为极端的‘反改革民意’，极有可能使公共决策趋于非理性。赵晓认为，改革深入的表现是对一些上层人士利益的触动，改革困难表现为他们不想让改革改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想改，还必然通过‘部门立法’等办法来保护既得利益。如果民意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发生某种对接，真正的胜利者恐怕不是老百姓。 国企成败:世界错了，郎是对的？ 8月11日，郎咸平在上海质问：‘前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宣布医疗改革失败了，这是不是象征着中国民营化改革的失败？中国这25年以民营化改革为基础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似乎为了求证‘国有资产不应该退出’的核心论点，为加强国有企业政府控制力度的大政府主义找到推销路径，郎咸平一方面以某评论人士所言‘以比国资委还国资委的姿态’，不断将民营企业打入死牢，‘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太大希望’；一方面则宣称‘好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因为‘我发现香港上市的内地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前者是1.113倍后者是0.97倍’。学界的警觉人士马上发现郎在此次论战前后的逻辑矛盾，此前他著文道‘不论以基准利润率而言，或以披露利润率而言，经营绩效最好的就是私营企业’，依据仍然是数据：民企披露利润率为3%，而国企只有-1.39%。‘这个数据说明了国退民进的正当性。’不惟中国如此，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说：‘国有企业低效、无效全世界都是一样，民营企业占主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想尽了办法帮它的忙，但最终结果还是要卖掉。我认为经济学界按照事实、按照理论说话的人都会同意，只有少数为了讨好政府的人才会反对。’一位学者认为，相信郎咸平并不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大多是依靠体制的资源垄断性企业，与民争利乃是常态，民营企业处于严重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但是自言‘与人斗其乐无穷’、急于推销大政府主义的郎显然疏忽了自己的前后矛盾。 郎氏权谋：只批民企不批权力 支持郎咸平停止国企产权改革的论据之一，是在‘国退民进’中国企内部控制人利用权力与贪婪的民营企业暗箱操作、官商勾结，形成价格同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当郎咸平极力讨伐‘不良民营企业家’的时候，他似乎没有对他们的‘同犯’――政府权力表示足够的愤怒。但是，如果对猫鼠同谋定罪，猫恐怕更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专家认为，正是政府权力支配资源的‘原罪’造成了官商勾结大行其道，如果在国有企业中本来就有足够的民营资本力量，则官商勾结的任何主观意愿都会受到挑战。赵晓认为，正是‘内部人主导型改革’造成了国企产权改革蜕变为‘权力资本化’下的‘掠夺式改革’和‘瓜分式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是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当权者的瓜分就怎么来。’郎氏大政府主义有两个层面的论述：其一，国有资产不应该退出市场，政府应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股、控制；其二，政府权力应该从国有企业管理中退出。前者的实现只能如赵晓所言造成‘体制复归’，政府权力之手必然在大政府主义的思维下伸得更长；在这个体制中后者的实现，赵晓认为，仍不能摆脱‘内部人控制’，不过是退出来的权力又集中性地落入另外一些人的手中，形成新的‘内部人控制’，等于没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郎咸平的坚定支持者内地学者‘左大培们’所谓的‘对于极少数确因资源枯竭、无市场前景……而需淘汰的企业才可以考虑采取出卖的方式退出’，显然不足以解决一个问题――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流动性需求，国有资产并不会因为其国有身份自我阉割这种需求，也不会仅仅因为烂掉了才会有这种需求。还是要卖，却因为‘体制复归’造成的新‘内部人控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流失恐怕还有可能甚于旧主。 郎氏药方：‘良心’是靠得住的 即便是能够解决‘流失’问题――比如通过产权交易中心的市场机制形成公平交易价格，朗认为国有资产仍然不能卖，因为‘就算交易价格是公平的，也一样会发生社会不安与动荡。为什么呢？因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包括政府权力的转移，而政府权力是无法定价的’。在此语境下，郎咸平对国企的治理意见复归到国企改革的‘原点’――内部改良管理，并抛出西方私有经济诞生的‘信托责任机制’药方。因为他认为‘国有企业目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的缺失’，而在江西国资委论坛上他将‘信托责任’通俗解释为‘良心’，‘国企老总只有具备良心才能做得好’。但是‘良心’之遥远在国企老总实若‘圣人’的标准，所以郎也指出需有激励制度和完备法制约束的配合。为此他给出的通俗阐释是，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专家组成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到市场聘请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那么职业经理人市场价格机制就会形成，干得好的民企经营者也可干国企，工资也可以拿到与民企一样高，做不好就炒你鱿鱼。不过，这好像不是郎咸平的最新发明，两年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这个逻辑：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政府权力退出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改革并逐步形成职业经理人绩效考评。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刚一出来便被国资委一位专家白津夫教授指出‘十大风险’。要害者莫过于国资委这种新的集权使管理机构更具有‘老板加婆婆’的条件，可能导致更深程度的政企不分，国有资产的安全性问题更加突出。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说：‘改善管理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办法也想尽了，再也没有什么更聪明的人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了。不继续推进产权改革，难逃亏损厄运，最后只能亏空殆尽，你不流失，也坐失了。’ |
郎咸平:先知还是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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