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主编彭长城：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个人简介彭长城：1953年12月生。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到《读者》杂志工作，1986年7月任《读者》杂志副主编，2002年1月任《读者》杂志主编。为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化综合类期刊协会副会长。1993年9月～2004年8月，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焦点访谈》、《让世界了解你》、《实话实说》，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人民日报》“文化前沿人物”等多家媒体、栏目专访。曾获“十佳优秀出版工作者”、“蒙代尔世界经理人奖”等多项荣誉，多次作为中国期刊业界代表赴海外交流访问。
有这样一本杂志，它从不说教什么，也从不过激地抨击什么，只是静静地、一点一滴地汇集着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的精神甘露，滋润着、感动着你我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
有这样一本杂志，它没有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也没有苍白无力的无病呻吟，却日复一日地挖掘着那些蕴藏在许多普通人心底的点滴美好，然后装订成册，翻山越岭，完成每月与你的那次相遇；
这本杂志，就这样陪伴我们走过了许多孤单、空闲、快乐、寂寞、求知、痛苦或者怀旧的日子。时光永远流逝，岁月轻轻飞去，这本散发着墨香与书香，洋溢着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光辉的期刊之花——《读者》，已在静静绽放中讲述了20多个光阴的故事；
这本杂志，截至2004年第11期，共发行8亿多册，行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刊登文章20349篇，这些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历史、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多年来社会的流变，成为时代文化的印记。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位老朋友，听《读者》的掌门人——主编彭长城为我们讲述它的故事。
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记 者：作为国内一份大众性综合类文化期刊，23年的时间里，《读者》从创刊时的月发行量3万册成长为如今的800余万册，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也已成为了中国杂志的第一品牌。那么《读者》杂志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彭长城：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1年到1984年，是杂志的创刊期。通过读者推荐，为读者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窗口的办刊的理念，在这时基本形成了。第二阶段是1985年到1990年，是这本杂志的成熟期，主要特点是杂志更多地关注了人文的东西和一些文化的东西，这段时间，杂志的月发行量大约保持在150万份左右。第三阶段是杂志的发展期，是从1991年到1999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杂志的月发行量突破了200万、300万、400万，到1995年的时候，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正好是一个曲线，1995年开始有一点回落，但是总的发行量保持在300万份左右。第四阶段我们把它称为杂志的拓展期，也是一个高速增长期，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杂志由原来的一本刊物变成了四本刊物，所谓四本就是2000年杂志变成半月刊，一个月出两本，另外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创办了《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杂志，一本主刊、两本子刊。2001年至今，杂志也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月发行量翻了一番，达到800余万册，创历史最好水平。
记 者：随着《读者》的发展壮大，它的办刊方针和办刊思路也在不断进行微调和转变，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彭长城：办刊方针的调整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创刊前后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介绍西方优秀文化产品及先进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有益于受众了解发展变化中的世界。随着改革开放及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读者》也逐渐加大了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力度。到上世纪末期，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变更了人们的生活和信息传播的速度，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杂志就必须拓展人文内涵，以促进人类心智的成熟和价值的实现，表现在内容上就是在编辑杂志时，更注意短小精悍、内涵深刻及富有哲理的文章，做“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理念也就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传播方式方面，杂志对读者采取的不是居高临下或正襟危坐式的说教，而是强调一种传达和交流，一种顿悟和对心灵的渗透。
再比如我们去年推出短信交流平台，实际上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个杂志。数量庞大而又快捷的短信反馈，使我们能够轻易了解读者对每个栏目、每篇文章的认知程度，及时发现栏目、文章的优缺点，有利于杂志准确定位读者的需求，迅速加以改进。当然读者和编辑的喜好、鉴赏能力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对这一点我们也有所准备。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着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变化，是在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市场发展的需求，这应是一个哲学上所谓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变来变去，一个主编一个风格，这不是《读者》选择的发展路径。
记 者：但也有读者认为，尽管杂志的办刊思路一直在作调整，但《读者》的整体风格并没有变，它的文字和故事仍然打动着千万读者的心。
彭长城：对，其实从内容到形式，《读者》一直在变，但是这种变化不会离开杂志的基本格调。就像兰州人喜欢吃牛肉面，这一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的基本口味。杂志的风格一旦形成，就决定了读者的喜好。
我觉得一本杂志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如果骨骼面貌和基本气质已经形成，能够改变的东西也不多了。改来变去，如果只换了一身不伦不类的衣服，与原来的气质不符，就不如不变。
但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适度的变化，能使这个人的气质变得更好，思维眼界更开阔，改革就能起到良好的效果。《读者》就像一棵大树，主干绝对不能动，比如它的厚重、它的高雅品位和人文关怀；《读者》传播的观念，比如对社会的态度、处理危机的方式，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我觉得这是办刊的一个原则。
记 者：《读者》创刊五年之后，初期的扩张已经完成，发行量也达到创纪录的180多万。但同时，国内的杂志经过短暂的高速发展后，市场开始进入饱和期，个别杂志的内容开始自我调整，有的杂志发行量急剧下跌，在这种情况之下，《读者》是如何应对的？
彭长城：《读者》创刊之初就确定了“真、善、美”主义，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杂志市场的竞争，《读者》在“打开世界窗口方面”已无多少优势可言，必须做“内功”，在深度上下功夫，把杂志做深。
人性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的基本道德点，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以征服人心。在所有的观点与想法当中，我们推崇的惟一主题还是“真、善、美”。“真、善、美”不是说教，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人还是应该有所敬畏，为未知的东西，为自身。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人最敬畏的还是天上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当一个人的内心出现矛盾的时候，什么可以让他平静？我想还是道德感。以教育和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章，依然是这些看起来保守的东西，在拯救、在平衡着我们的内心。缺乏道德感，最终伤害的也还是我们自己。
当时我们这些编刊人还是坚持《读者》应该往这条路上走，使“真、善、美”这个主题不断更新，杂志也开始由以前各种介绍性的东西，过渡到了有意识的进入对于“真、善、美”的全力挖掘，在一些可读性极强的文章中，寻找到这种体现着人性光芒的东西来。
记 者：对了，我记起来在那时的《读者文摘》上刊载过一篇文章《一碗清汤荞麦面》，讲母子三人还债的故事，我当时是含着泪读完的。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在采访你时也提到过这篇文章，她说她也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看来这篇文章确实感动过许多人。这篇文章的背后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彭长城：这是一篇由一个叫铃木立夫的作家写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在北海道的一家夫妻面馆来了母子三人，她们要攒钱还清丈夫撞人而欠下的赔偿金。老板娘热情地施舍给他们一碗清汤荞麦面。店主夫妻对他们非常热情、尊重，每年的除夕都会为他们留下一碗清汤荞麦面，连续14年。14年后，这家人再次来到北海道，每人要了一碗清汤荞麦面。那位母亲告诉老板，是这碗面支持他们一直生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已还清了债务，并且挺过了生活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我当时是在一种非常动情的状态下编辑这篇稿子的。郑元绪批语让所有的编辑传看这篇稿子，编辑部的人都有些泪眼朦胧。这篇文章发表后，所引发的反响几乎是静悄悄的“革命”。青海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他从中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智慧与勇气，并且他也开了一家面馆，就叫“清汤荞麦面馆”。
这篇很平淡的文章所蕴藏的朴素的力量让人震惊，也让人十分感动，至今还有人来信谈起这篇文章对他们的影响。这期间，还编发了如《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妈妈与房客》等一批稿件，这些脍炙人口的稿件被各种书刊转载，成为《读者》杂志刊发的经典作品。
记 者：20多年来，《读者》一直在“真、善、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伴随着无数读者走过人生旅途中的千般风景。那么《读者》在持久吸引读者方面有哪些绝活？
彭长城：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放在杂志与读者的关系上有点相似。杂志是一期期要办下去的，但读者是流动的。要想吸引住读者，杂志就必须办得像磁石一样，得有新意。多年来，我们在研究读者阅读心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时代在进步，编辑思想也要不断地“升级”，与社会的变革同步前进，要稳中有变，加强本土化，加大对于国内优秀文化的传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读者》发表了关于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与爱国主义事件的文章。我们的选择有其独特的视角，倾向于介绍一些人格精神方面的东西，如爱国文人闻一多、倡导洋务派的辜鸿铭的古怪人生与刚正性格等，这些文章几乎都浸透着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在最艰苦的状态中，仍能体现出一种人类的尊严。《读者》也集中发表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普通人一面的文章，那些更深层次上的人的光芒让人们剥开政治的光环，去重新认识许多伟人的一生，校正自己的认识与直觉。
《读者》始终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用新视野、新观念看待现代社会，看待改革开放，从而在价值观上与现代社会保持合拍。
记 者：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读者》，现在您究竟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读者》的内容上倡导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
彭长城： 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不管看《读者》多少年，都会感觉到读者有一种史诗般的波澜壮阔。通过看这本杂志，能了解到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有中国的，也有世界的，而且它非常有包容性。其次，这本杂志从某种概念上来讲，是很理想化很负责任的一本杂志。很多人说这本杂志伴随了他许多年，很多人通过看这个杂志，看这本杂志宣扬的道德观念，宣扬的做人的道理，就感觉到实际上是把人类共有的美好的道德规范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比较正统，但是不落伍。我曾经接到一个读者的信，这个读者在国内上大学，读了研究生，到国外读博士，他说学校给了我生存的本领，但是《读者》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读者》一直强调，登出的东西要对社会负责任。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这也是我们推出来的文化理念，这实际上是对人的深层次的关怀。一个人最终来讲，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得到他做人处事，包括立人的一些根本，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读者》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关怀。
记 者：您认为《读者》这本杂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在哪里？
彭长城：首先，我觉得《读者》杂志是一本很人情化的杂志。这本杂志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传达了一种很人情化的理念。第二，我觉得这本杂志也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本杂志，把一期一期杂志摞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大千世界里国内、国外、古代、现今的一种文化。第三，实际上《读者》是观念的一种产物，因为在《读者》发展的这20多年时间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以及经济界等各个领域正在转轨，国家也处在转轨阶段。所以在这种特定阶段，人们的思想一般来讲都比较浮躁，要经历很多事情。而《读者》恰恰在这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答疑惑、同时看待社会向前发展的整个过程的一种理念，让人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更多地看到社会光明的一面，不自暴自弃，同时注重自身的价值。
记 者：我们发现，很多读者是在工作之余带着一份悠闲的心情阅读《读者》的，因此它经常被看作读者心灵休憩的港湾。但也有一种说法，《读者》是在宣扬一种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作为杂志主编，您如何评价《读者》中渗透的人文关怀？
彭长城：《读者》有自己的观念。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定位各不相同的期刊，《读者》不一定要当弄潮儿，但《读者》必须能触及人的心灵，因此我们提出了“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这个概念。《读者》杂志所倡导和注重的人文关怀，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标尺，以大众为中心，从人文的视角来思考中国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文化关怀。文化作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读者》致力于打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通道，倡导文化的开放性，立足民族文化，包容世界优秀文化，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去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二、情感关怀。通过对一个个个体、小人物、人性本质的关注和温暖的文字，极力让读者可以获得精神慰藉，尊重和关爱这个美好的世界；三、成长及实现自身价值的关怀。《读者》提供的经验、思想和情感的信息，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似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古老的阅历和新鲜的体验都可能与之遭遇。四、社会关怀。多年来，《读者》始终很注重通过文化的传播实现对社会的关怀。比如刊发了许多关于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文章，多年下来，积累、延续成为一股力量，通过传播、接受、认知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作用于个人、社会，成为进步的促进力。
“小资情调”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读者》净化了很多人的心灵，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我们不妨认为，它提供了社会生活中一种向上、向善和向美的力量，在一种愉悦的阅读氛围中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打败了时尚的、热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