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的信与现在人们所说的诚信大体相同. 就是内心要诚实,说话要算数.那什么叫内心诚实呢?简单的讲就是不要存心隐瞒或者欺骗,说话算数,就是说你说了什么就一定要兑现你的承诺.两者表现在交往过程中.
　　诚信一词连用始于战国时期，如荀子的“诚信生神”,但诚信观念却远得多,如西周周公的“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儒周敦颐说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释义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
        而信,《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有“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论语·为政》说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儒家对诚信的重视,其实道家也讲“诚”，如庄子“真者，精诚之至也。”.由此可见诚信在对于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许许多多的传统汇集成的,而传统也不过习惯为之.诚信作为文化,首先是一种观念,而观念是什么呢?观念”不过是行为前那一刹那灵魂的冲动(我语)”.关键在于我们追求的是观念的冲动还是冲动背后的行为.显然两者并不能划等号.近年来,由于大量”假的现象”使得诚信问题凸陷出来被提到很高的地位,甚至名之曰”战略”.但这也只是道德观的一部分.经常听到一些企业和个人说”树立诚信观念””加强诚信意识”.这里存在一个看似合理的推论,就是观念决定行为, 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们把诚信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急人所困,为人解忧,但这种价值追求是与儒家诚信的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儒家的诚信所追求的是“正义”，而游侠是“不轨于正义”我觉得用”不究正义”更贴近,但另一方面，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样的操行则令人钦佩,甚至千百年来,行为如是者追慕者比比皆是.可见,儒家所提倡的诚信不只是一种观念,而是有完整体系的.那种不讲求仁义的行为并不为其认同.但儒家之守也受到批评,如庄子说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出于诚信，由于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最终的表现结果也不同.而且不同的道德观念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存在冲突,其间必然涉及到一个取舍的问题.西汉时，吕禄作乱，吕友郦寄为息战祸，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最终吕氏一党被诛灭却留下了“天灭郦寄为卖友。”虽然斑固后来解释说:“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但何谓”见利”呢? 儒家有一个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不仅中国有这样的问题, 西方国家也存在,,在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对公爵说：“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你们的法律去见鬼吧！威尼斯城的法令等于一纸空文。”
　　《道德经》有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这里指出了道德仁义礼的等级性.唐朝皇甫松大隐士因之指出：“老聃烦于论德。”其实,老子正是看到了观念之间的不同而由此产生的冲突,才有此一说.此论意在调和各种道德观念的价值的冲突.
　　就诚信来说.我认为对于某个个人的信用应当建立在整个社会普遍的道德理解基础之上, 而不是一味地从字面上遵从.强调”一诺千斤”在加强人内心的道德信念上是有意义的.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可以见意名状的行为.”小信之积可以为德”讲的是诚信的养成并不是诚信的含义.观念对于行为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行为取决于所受之约束.观念仅仅只是约束的一种.而诚信观念本身的确定性又必须取决于各道德观念之间的平衡协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是有差异的.任何一个行为的背景是复杂的,绝不是完全由一种观念来支配的.表现出失信并不一定是诚信观念的缺乏或丧失,表现出守信也不一定是诚信的完全刻守.简单的归类只会让我们心生迷茫.凡此种种,多些考量,避免片面.才能有助诚信的理解与建设.”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这就是诚信天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