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比上年新增两万亿以上，创造了历史新高。而与此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即将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正因为如此，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开始显露的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有必要总结和汲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

在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年的具体政策，除降低利率外，主要包括：第一，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加薪。由于社会中反弹较大，增加的幅度不得不打了很大的折扣。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制度三项改革。从当时的设想看，这三项改革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即一方面可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就短期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刺激消费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些政策措施从整体上来说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就是明证。比如，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0年为73%，2001年下降到48%，2003年下降到40%，2004年降至37%。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政府直接投资，导致效益低下，甚至腐败丛生，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在“三项改革”中，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获得了自己拥有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出现了“一业繁荣百业衰”的局面。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人形象地将其概括为：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这说明，对于内需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方式，为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指导思想，不但不能真正解决我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新的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问题不是我最早提出来的，而是一位叫冯政廉的先生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说，满足内需要比扩大内需的提法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定在正式提法上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改为以满足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来扩大内需。

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是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相一致的。不管对这些战略构想具体内容的理解还会有什么分歧，但基本的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增进人民的福祉，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开这个基本目标，扩大内需就有可能偏离方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脱离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措施，也是可以扩大内需的，但那样的扩大内需往往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时，就有人提出的自然灾害可以刺激内需的说法。再比如，浪费和重复建设也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这种需求的扩大不仅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有害的。

从这里还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刺激消费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系。

建设节约型社会理念的提出，有两个最基本的背景。一是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浪费性使用资源的增长模式。对于这一点人们已经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二是资源问题的外部环境。这次经济起飞的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最近高盛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集团的名称叫“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仅从资源的角度来说，这4个国家在本世纪中期将占有世界经济的一半；这4个国家的人口几乎占全球总人口的40%；而且根据预测，这4个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将在三年内增加一倍，十年内就会有8亿人跨进中产阶级行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快速起飞过程，对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一方面我们许多资源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如石油、铁矿石等，另一方面，这些资源的世界市场价格，又大幅度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势在必行。但也有人担心，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否会与扩大内需相矛盾？甚至有人担心是否会由此带来通货紧缩？实际上这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看究竟扩大的是什么内需，扩大内需是否是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如果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就可以说，建设节约型社会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因为以浪费的方式扩大的需求是没有意义的。

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还需要谨慎对待银行中看起来数量巨大的储蓄。人们在讨论我国内需不足的时候，往往将疲软的内需与银行中数量庞大的储蓄数字相对比，并顺理成章地将扩大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如何使老百姓将这些存款用于消费。对于这样的刺激消费的思路，是需要特别谨慎的。其原因在于，第一，目前存款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此前有调查表明，在我国，１０％的富人持有银行存款的６６％。如果按照这个比例，10%的富人拥有目前14万亿存款中的9万多亿，而其余的近12亿人只拥有14万亿存款中的不到5万亿。也就是说，每个人不到5千元。这个数字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甚至买不来1平方米的房子。第二，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这笔钱是用来应付某些突然或必然之需的应急钱甚至是保命钱。最近的一则报道指，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是为此而准备的。特别是，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养老保险不仅覆盖面很窄，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现有的储蓄，对于逐步老龄化的人口，无论是在保障老年生活的意义上还是在医疗的意义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老负担加大等因素，将这些存款从笼子里赶出来，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是应当谨慎对待以涨价的方式拉动内需。多少年来，一说到刺激消费，就是想让人们掏腰包。而掏腰包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涨价。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需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几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我们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

实行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至少可以突出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促进就业，增加社会中有固定收入人口。没有稳定的就业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就没有稳定的消费。因此，需要扭转长期以来重视GDP增长而忽视就业问题的倾向，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二是规范劳资关系，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全部劳务收入，只有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即使加上农民的收入，也只比政府财政收入多一点。因此，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是改善内需的根本之所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因为社会保障是形成稳定预期，从而是敢于消费的根本保证。四是适当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税收以刺激消费，是许多国家广泛运用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税收增加过快，税负远远超过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取消农业税和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走向以减税刺激消费的第一步。但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尤其是应当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推迟或取消以增加税收为目标的税收改革。

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富民。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有实质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