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因何毁弃？瓦缶为谁雷鸣？

——平民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脊梁

文/崔长林

这里讲的“黄钟”泛指“主流经济学家”们，这里讲的“瓦缶”泛指“支流经济学家”们。如果把“支流经济学家”视为“平民经济学家”也可以，因为凡属“支流经济学家”者均不富裕，也不高昂，而且也缺乏“搂钱的耙子”。所以，把“支流经济学家”视为“平民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吃干饭”的而是一定是“吃稀饭”的，因为经济学家吃的绝不是一般食品而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更主要的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不是“食客”而更是“厨师”。

一、黄钟因何要毁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特级厨师”们却很少再做饭了，而是干起了卖“菜簿”的职业（根源是自己本来就没有真东西）。相反，一些连经济学、管理学的“大雅之堂”均没有权力登和登过的人们，却花钱在殿堂的外面“赚吆喝”。为此，为了说明问题，笔者把前者们称为“黄种毁弃”现象，而把后者“瓦缶雷鸣”现象。此两种现象当然都不是正常的现象，且有“中国特色”。

首先，先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黄钟”因何而“毁弃”的原因。笔者以为，“黄钟毁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他们是些已经生锈或原本未出过炉的黄钟。第一，他们学的本来就不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管理学，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对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金融体制压根就很陌生；第二，即便从“西天取经”归来，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所以他们所学的，也就自然是“所学非所用”。第三，他们压根就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说。

对于前者来说，可以说没啥可抱怨的，因为他们曾经学过的那些东西已不再实用，即便有些东西还有用，但由于用得面很窄，而且普通大学生们都掌握，所以也就缺乏使用价值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失语”也就成为最佳“经济学选择”。另外，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老本”由于一时的“语失”而断送。于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便成为座右铭。

对于后者来说，由于他们没有从“西天”取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真经”，所以抱怨“生不逢时”便成为“唯一”的本能。另外，当然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虽然他们一般都是些博士、博士后或博士生导师什么的，可是，与他们的取经那里的“佛祖”们相比，自然没有话语权，即便有，他们也不愿意留下一个“拍共产党的马屁”的恶名，如果再拍不到“点子”上，那岂不“白学”了不是？

所以，当香港的那位所谓社会学家“丁大炮”开炮之后，大陆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只好采取“集体失语”的态度。绝不是说他们没有看到媒体上的鞭挞，而是在装着“没看见”。反正大陆经济学家不是我一个，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到点能拿工资否？只要到点能拿工资，到时候能从企业得到实惠，这一天就没有白活。至于说经济学、管理学的阵地上响起炮仗，伤不着自己便飘飘然。

二、瓦缶为谁而雷鸣？

如果把“主流经济学家”当作“黄钟”，那么“平民经济学”自然属于“瓦缶”的行列。可是，笔者搞不清楚的是，为什么“黄钟”们要“毁弃”，而让这些个“瓦缶”们却要“雷鸣”？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得起老百姓发给你们的工资？如果不正常，“平民经济学家”是否有越俎代庖的嫌疑？显然，上述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心悦诚服。那么，根源在哪里？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与“黄钟毁弃”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在经济学、管理学殿堂外面“扫地”和“端盘子”的人们，由于不归“厨师”们管，所以有机会、有可能将自己手中的各种盘子即“瓦缶”敲个不停。但是，读者一定不要小看了这群人，尽管他们得不到国家领导人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欣赏，但由于他们脚踩着大地，工作在一个现实的空间里，所以他们有“雷鸣”的实物。

在这些人中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大陆经济学家打抱不平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一种是站在同样是“诋毁”者行列的。或许有读者会问，作者是属于哪一方的？我的回答是，当然是属于“瓦缶”之列的了。于是乎，便有人搞不清楚了，这些“扫地”的和“端盘子”的人，为何要越俎代庖来管“大厨”们的事？是为祖国、为企业，还是为自己？或许有人会说，当然是在为自己。其实，完全错了。

错在哪儿了？当然是错在，如果将“主流经济学家”与“平民经济学家”“为自己”的那一面提取“公约数”以后，那么您就会发现，“瓦缶”们才是一些坚持真理的人呢！都是一些希冀祖国兴旺发达的人呢！如此，是否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非也”？是的，因为他们是一帮不敢承担责任的“经济学家败类”或者说就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走卒！要不然，他们为何会连发表见解的勇气都没有？试问，这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爱国的经济学家”们拥有的素质吗？

只要上与“经济”有关的网，人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那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忙着往腰包里搂钱而一些“平民经济学家”却在满世界地兜售自己的“真知灼见”。每每见到这种情境，笔者便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可以肯定，此泪绝不是在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流的而一定是在为“平民经济学家”的不幸而淌的。于是，笔者不禁要问，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究竟怎么了？难道真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难道“主流经济学家”真比“平民经济学家”有玩意儿？谁应为真理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