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位于济南经十东路黄金路段的济南保法肿瘤医院里一派忙碌景象。身着工装的工人们正在从车上卸下一块大型淡蓝色的医院标志牌，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则在忙着洒扫庭除……
　　“欢迎到我们即将开业的新医院。奋斗了8年，总算在济南有个像样儿的‘窝’了！”于保法那张标志性的悲天悯人的脸上，挂着几分得意之中透着俏皮的笑容。                         
 　　“回国后这几年的创业过程，也是我一个被迫‘脱傻’和拒绝‘脱傻’的过程。”谈及自己回国的创业过程，于保法多少有几分感慨。
　返乡创业：低成本启动
 　 1995年，先后在美国圣地亚哥医学院和大名鼎鼎的苏克医学研究所做过数年关于癌症药物和癌症治疗研究之后，于保法携他的“缓释库”抗癌新概念回国了。
　　他说他要回国创业，他说他首先要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东平县建一所肿瘤医院。
　　这几乎是一次典型的感情型投资行为。于保法说，他的慈母就是死于癌症的，他曾经在母亲去世时的病床前发誓要学习医学，也是从那时起立志要攻克癌症。如今他回来了，他要在母亲在天之灵的注视之下，建一座为家乡父老乡亲解除病痛的肿瘤医院。
　　没有投资计划书，没有项目可行性报告，有的只是一腔热情，很多人说于保法是个傻瓜，有一个农民曾经给他写信说：“你是世界上最傻的人，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海外回来的回到一个穷山僻壤创业，而且还是在东平这片庄稼地里创业。”
　　“保法，你回来建医院是造福乡里的善举，我们举双手赞成。只要政策允许，我们会给你一路大开绿灯，你选中哪块地皮就用哪一块，保证给你优惠，所需相关手续我们会给你协调、办理。好好干吧！”县里领导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这是我当时回乡投资建医院时，除了技术之外的最大优势。”多年之后，于保法十分中肯地说。
　　经过一番考察，于保法在县城东边一块庄稼地里为自己的泰美保法肿瘤医院找到了落脚点。随即，直线加速器、X光刀、彩色超声机、模拟定位机等先进医疗设备从大洋彼岸运抵偏僻的东平县城。
 　 最大的障碍既不是资金，也不是市场，而是当时的体制。因为当时的医疗改革政策不配套，于保法在将医院建成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为他的医院争取一张“准生证”而奔波、忙碌，焦虑、烦恼，此间几度欲放弃回国创业计划，重返美国继续深造。最后，是这里的乡情，是一个医生对患者的责任，是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让这位学子下决心留了下来。
　　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关照”下，于保法采取了“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他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才终于蹒跚上路。
　　于保法的“缓释库”抗癌新技术很快在临床治疗中显示了它的价值。于保法和助手们用这种直接将药物注射至癌症患处，形成一个密封的“药物库”，然后通过药物的缓释效应，对癌细胞进行高密度、持续性杀灭的治疗方法，先后使数千名癌症患者康复出院，有效率达到90%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众多患者的口碑传播，于保法和他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很快名声在外，先是周边县市，再及省内各地市，进而是全国各地，直至美、加等地的海外患者也纷纷慕名前来求诊。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后来居上，一举跃升为国内癌症治疗领域的权威机构之一。
 　 “成功之后才知道，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于保法正色对记者说，“当时，地皮、建筑物、设备、办公设施，都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拿到的，而用来做担保的只是我的人格。这其中的地皮、建筑物两个大头，是我在除东平之外的其他地方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搞定的。”
旁边点评：
 　 与众多海归派回国创业专捡大城市落脚的做法不同，于保法返乡创业，或许更多地出于他作为一个本土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故土情结，但不难看出：在县域经济不发达的东平，地价、建筑原材料和人力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再者，“缓释库”抗癌新技术的治疗效果一旦为笃信眼见为实的百姓所熟知，其口碑传播的速度和广告效果，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亚于现代传媒。所有这些，都帮助于保法在创业初期成功地实现了为诸多经济学发烧友所津津乐道的“低成本启动”，并以积少成多的方式掘得了“第一桶金”。
 真实版《刮痧》：成功的形象公关和实力展示
 　 几乎就在国产电影《刮痧》在国内上映的前前后后，以于保法和美国男孩安德雷斯为主角，一部真实版《刮痧》也在太平洋两岸活生生地上演着。而且，由于于保法的成功出演，最终使他和他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在大洋两岸同时名声大噪。
 　 安德雷斯·科兰家住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1997年前后，安德雷斯突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经过两年半的大剂量化疗后，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不久又发现患了睾丸癌。在接受了两倍于常规剂量的放、化疗之后，安德雷斯三天时间头发就全部掉光。眼看儿子身体越来越虚弱，科兰夫妇不堪美国医生长期大剂量化疗给孩子身体造成的损伤，开始在美国之外四处寻找其他治疗方法。就在这时，他们了解到了“缓释库疗法”并与它的发明人于保法取得了联系。
　　但是当科兰夫妇提出到中国治疗时，美国医生被惹恼了，他们以科兰夫妇“不给孩子进行正规治疗，有违社会公德和联邦法律”为由，将安德雷斯的父母告上了法庭。听证会上，美国医生指控科兰夫妇不给孩子进行正规的治疗，申请法庭剥夺科兰夫妇对孩子的监护权，将孩子交由社区少年儿童保护中心监护，并继续接受化疗。科兰夫妇将打赢官司的惟一希望寄托在了远在中国的于保法身上，他们认为，只有于保法来美国出庭作证，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有效，才能给孩子留出一条生路。
 　 尽管对美国法律并不熟悉，但是出于对自己专利技术的自信和医生对生命价值的神圣职责，于保法毅然决定出庭作证。
　　这是一个在美国司法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案例，因此吸引了许多美国医生前来旁听。
  　面对众多习惯了用傲慢眼光看待中国人及中国医学的美国医生，于保法声明：“我只想证明我们的方法更有效，中国一直提倡中西医要结合，不要敌对……”他洋洋洒洒地向法官和美国医生讲解着他的“缓释库疗法”，一口气与对方辩论了4个小时。
  　一周以后，判决下来了，法官出人意料地批准了科兰夫妇赴中国求医的要求，安德雷斯如愿来到中国治疗。在接受“缓释库疗法”后，安德雷斯体内的癌细胞很快全部坏死、液化并经过药物辅助治疗排出体外，康复后的安德雷斯脸色红润，长胖了几斤，又新长出一层密密的黑头发。
旁边点评：
　　这场官司的胜利对于中国医疗界的意义在于，它为美国日后发生的类似诉讼提供一个可以被援引的案例。而对于保法来说，最大的收获则是，他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中美两国媒体界对他和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广泛关注，使蛰居于东平的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医疗机构，几乎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目前每年都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等地的海外患者前来求医。短时间就拥有如此众多的高端“洋客户”，恐怕是许多经营多年的大医院迄今为止都无法做到的。因此，用当下颇为时髦的营销策划人的眼光看，于保法跨洋官司的胜诉，应该算是一个形象公关和实力展示的成功案例。
融资路：走出去才知道“脱傻”不够
 　 1998年，在医院落成奠基的开幕式上，于保法曾经说过：全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在农村长大，到城市读书，然后又到海外读书，这样的人可能成千上万，但又回到原点上的人不多。他准备在东平这样的小地方先打造他的航空母舰，将来再从东平走出去，走到大城市、走到全世界。
 　 当时，于保法的想法是，以现有的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为基础，打造一个技术推广平台，培养“缓释库疗法”的技术骨干，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特许经营。新公司发展的第一步是在对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改组的基础上，在山东省省城济南建一家规模达300个床位、医护条件更好的中型肿瘤专科医院。几年奋斗下来，这个夙愿终于在2004年的春天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学有所成的医学专家，于保法手中持有多项医学专利，等他试图将这些专利变成现实的产业时，却发现资金第一次成了制约因素。
 　 于是，他开始学着其他海归派们那样去融资。
　　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投资商，他与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普利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天成投资有限公司5家投资商共同发起设立了山东保法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新公司的总股本设置为6000万元，于保法所拥有的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以及个人合法拥有的“缓释库疗法”技术在国内的使用权及部分现金，共计3000万元，按1：1的比例折合为股份3000万股，占总股本的50%。
    几年来，于保法参加过国内各种各样的招商会，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投资人，此间有过成功的喜悦，更多的却是碰壁带来的酸楚。“是这几年融资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东平的成功只是我‘脱傻’之路走完了第一步。”于保法话中带着几分自嘲和苦涩。他分析说，目前国内的投资商有两大缺陷：第一，他们自己知识有局限性，并不了解什么是高新技术；第二，国内投资公司的资金数额有限，多数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给予高新技术公司创业过程中所必需的孵育期。所有这些制约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和高科技产品的成熟。
　旁边点评：
　　在去年召开的第三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来华)创业成果报告会上，于保法与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副总裁吴鹰等各界精英同台发言。与吴鹰所汇报的当年仅上半年就向国家缴税15亿元的骄人业绩相比，于保法的医院和医疗器械产业无论规模和产值似乎都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于保法却以知识分子特有的一腔人文情怀令会场上所有的人为之动容。此间，他几度脱稿演讲，当他满怀深情地谈到他在医院看到有的农民因为治不起病放弃治疗，而打算提交关于在农村建立“健康储蓄”制度的人大提案；当谈到他在一位年迈的农村老大娘的逼问下，不得不直言相告人类至今无法彻底攻克癌症时感到无比愧疚，进而打算在济南建一座体现着终极关怀的精品医院；当他针对海归派中存在的带着一两项外国技术到国内做洋人“买办”，帮助外国人挣国内同胞钱的现象，强烈呼吁海归派要带着崇高的理念回国创业时，会场上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书生创业，毕竟不同于商人创业，于保法之“傻”，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泯的良知，这种“傻”，不脱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