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起，在一系列文章中我就开始讨论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问题。在当时，这还更多的是对一种可能前景的担忧，尽管这种可能的前景在当时已经开始显露出某些迹象。但不幸的是，在最近几年中，过去的担忧似乎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官煤政治，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一个典型例证。
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强力甚或暴力的使用，二是不公正，合在一起就是由强力或暴力造就的不公正。虽然在任何社会中强力、暴力和不公正都是存在的，但“西西里化”是指这种强力、暴力和不公正并非是以零散的方式存在的，而是具有了一种系统性的特征。换句话来说，是形成了一种秩序或相对稳定的结构。从这次揭露出来的大量官煤政治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地方，尽管有政府，有各种正式的制度，但真正起作用的已经不是由这些政府和正式制度构成的显性秩序，而是由另外一些因素构成的隐性秩序。
由官煤政治所体现的另一种秩序，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是一种相对完整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官煤政治决非是简单的权钱勾结，而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体制”。对于这样的一种“体制”，内部人有相当高的共识，局外人也不得不无奈地认同，甚至官煤政治的整治者也不得不对之退让三分，所谓官员在指定时间前退股既往不咎的规定，就是这种退让和默认的表现。
从这次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在官煤政治中，这种“另一种秩序”实际上涵盖了从开矿、开采权获得、审批办证、检查监管，到运输和销售的全部环节。对于开采权获得和审批监管上的权钱勾结，过去人们已经给与了许多关注。只不过这次让人明白了，这种勾结绝非是小打小闹。一个个体矿主给人们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现在的煤炭行情计算，如果你弄一个10万吨、能开采10年的煤矿，拿300万元送礼，顶多第一年白干，还能赚9年的钱。
算大账不能算小账。10万吨的矿一年能赚700万元，要是真能拿到，送1000万元也值，就算两年白干，还能赚8年，最少能赚几千万元。” 而另一个来自内蒙古的个体煤炭老板则说：“如今原煤坑口价达到120多元一吨，想弄个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没有一两千万元，别想！”正是这个动辄百万千万的巨大，构成了这个“另一种秩序”的强有力的基础，从而也就使人开始明白，这个秩序的本身将会是多么地有力量。
不过，这次披露出来的事实也让人们看清了这个秩序的另外一些组成部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深入调查表明，“官煤勾结已不仅仅是入股办煤矿，从审批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严重的官煤结合。”如所报道的：在运输环节上，山西临汾市为了堵住非法小煤矿生产的煤炭流入市场，从2005年上半年就对煤炭运销实行“两票制”管理，所有拉煤车辆必须出具煤炭运销票、煤炭总量控制票后方可通行。按规定，只有合法的煤矿才能领到这样的票据，但大量非法小煤矿生产的煤炭却照运不误。因为你只要去行贿，就能得到有关人员的关照。此类事情普遍了，也就形成了一条使得非法小煤矿生产的煤炭能够顺利通行的运输线。超载也是如此。在我国，对于超载不但三令五申，而且过一段时间就会集中力量整治一次，但人们却很少看见一辆不超载的运煤车。
实际上，这个看起来似乎不足道的环节，恰恰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之所在。记者发现，在每一个检查站附近，都会看到运煤的车辆排成长队在此等候，“现在好多检查站都有监控，司机便在离检查站较远的地方停下来联系人，开始交易。”其实，这个秩序或系统所包含的远非上述环节，甚至还包括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容，如由于近年来矿难频发，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小煤矿聚集的地方，出现了一种专门“处理”死亡事故的“服务组织”：负责办理医院死亡证明、封锁消息、异地火化、家属赔偿谈判等一系列事情。还有倒卖邻省多余“死亡指标”的，据说一个“死亡指标”，最高可卖20万元。
由此可见，官煤政治所体现的是一种秩序，就是说，它不是表现在某些零星的环节上，也不是表现在正式体制的某些漏洞上，而是体现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第二，巨大的能量。随着近年来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煤矿仿佛成为一个金矿。在这样的背景下，谁拿到了一个煤矿的开采权，就等于拿到一笔巨大的财富。就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围绕着这些“黑色黄金”展开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是一场远非温文尔雅的战争。
对于认识官煤勾结，湖南省娄底破获的康建国一案起到戏剧性的作用。因为官煤勾结难以查处的原因之一是不留记录。而警方恰恰查到了康建国的一个神秘账本，该账本记载着新化县煤炭局、国土局、林业局、国税局、地税局、法院、派出所等单位30余名干部在其煤矿所占股份，并分享红利的内情。官煤勾结的黑幕由此被层层揭开。
但我们这里注意的是康建国的另一面。康建国是新化县最大的煤矿老板之一，掌控支华、雄兴两个煤矿。支华、雄兴煤矿的股东本来大都是支华村民，但康建国为了强行承包煤矿，从社会闲杂人员中选出数十人，组成护矿队，并配备砍刀和枪支。数年来，被康和其手下打伤的村民有50多人，被恐吓的村民和股东有200多人。类似的现象在许多其他煤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最近几年的征地拆迁中，以棍棒甚至刀枪开路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今年发生的定州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然而如果人们将这样的暴力行为仅仅看作是简单的黑社会行为就错了。只要把康建国另一面与其上述行为进行对照，就不难发现问题在什么地方。根据有关报道：康竞选县人大代表，镇上两名镇干部带着选票进村，看见和康关系较好的人家就递选票。康成为新化县人大代表后，又被温塘镇政府升任为政法办副主任、镇煤矿安全生产检查员。从2001年6月至2004年11月，康承包的支华、雄兴煤矿先后发生6起煤矿安全事故，死亡6人。
但每一起矿难，都被遮得严严实实。但2004年4月，康建国以优秀煤矿安检员的身份，被评湖南省劳动模范。而就在康建国前往省城领取劳模证书之际，雄兴煤矿发生事故，一名矿工死于井下。同年，康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3月22日，温塘镇专门召开“推荐康建国同志为全国劳模推荐会”。新化县总工会一副主席亲自到会主持“民主测评”。两厢对照，就不难发现，这个地下隐性秩序与地上的显性秩序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地下那个秩序的基础恰恰是来自地上的那个秩序。
更令人震惊的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下面的经历：他们在山西省临汾市采访时得知一个“黑口子”发生透水事故，已有两人遇难，另外三人生还希望渺茫。于是当夜赶往出事地点，但值班的几位干部均称“什么也没有发生”。记者准备到事故现场看个究竟，但由于通往矿井的沟口堆积了一大堆土，车辆无法通行。下车走了不多远，一位着公安便装的男子上前询问，在得知是记者后，这位男子立即拨通手机说：“记者又来了。”在事故现场，记者见到了称“什么也没发生”的乡镇干部，这位干部非常尴尬地说到，“我们乡镇干部最可怜，哪能管得了‘黑口子’，这些‘黑口子’都是公检法等实权部门的人开的，谁能惹得起？”据一位当地的百姓说，汾西县最少有上千个“黑口子”，一条沟里最起码有百十个，这里的好多小山沟都被老百姓称为“公检法一条沟”。还有乡干部很无奈地说，好多“黑口子”，他们其实都知道谁是后台老板，但不敢查，“你要敢查，就会有人来找你的问题，来查你，可能还未等你把‘黑口子’关掉，你自己就被关进监狱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强力部门已经成为维护“另一种秩序”的工具。
第三，巧妙的安排与手段。官煤政治所体现的另一种秩序，尽管有权力作为背景甚至支撑，但毕竟是处于地下，是一种非法的秩序，因此它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于强权和暴力，同时也来自手段甚至智慧。正如有的分析者所指出的，这个食物链结构之完善，已经到了可与国家机器长期抗衡的程度——这个食物链能使国家规定的一切检查、监督都流于形式。在今年７月发生的山西宁武矿难中，除当时已经公布的１９名矿工遇难外，另有 １９名矿工遇难消息被瞒报，他们的遗体被转移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内蒙古。而瞒报，竟是在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的默许下，由宁武县煤炭工业局负责人导演，由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相关责任人和矿方共同上演的。而在这个瞒报事件中，所体现的却是一种巧妙的系统安排：矿方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将１９具矿工遗体转移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内蒙古，是因为他们有救护大队队员里应外合；救护大队队员之所以敢于欺上瞒下、坐地分赃，是因为他们得到县有关领导的默许和煤炭工业局负责人的授意；县有关领导之所以敢于欺骗政府和社会，是因为他们要逃避责任。在这里，完整的利益链条构成了一种巧妙的安排。而在查处官煤勾结时遇到的无记录的“干股”的难题，则更使人们看到这个秩序所形成的安排是多么的巧妙和难以击破。
第四，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矿难的频发，煤老板的奢侈斗富，使得人们往往把抨击的对象指向这些煤炭暴发户。但实际上，在官煤政治以及由此形成的另一种秩序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千夫所指的矿主不过是这个集团中抛头露面的角色而已。从揭露出来的一些案例来看，一个矿主的背后，往往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露面的股东，其中除了官员就是与权力有特殊关系的“神通广大”之人。而与此有利益关系的，其人数，其所涉及的政府部门，还要更为广泛。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以权和钱用复杂的方式编织起来的社会网络和集团，而另一种秩序的主体就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