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理论突破：和谐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周晓翔
正如许多关心中国局势的人士预料，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和谐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日会议结束发表的公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从逻辑学角度诠释，本质属性就是最主要的性质，因此这样提法可以表述为：社会和谐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规格如此高，即便事先有所揣度的笔者也感意外。对中共而言，这些提法明确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共奋斗目标的内涵。对民众来说，如此高规格的和谐社会足以翘首期盼。
和谐成为最大的“中国特色”既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胡温集体新形象的需要。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就可能最终像日本那样成为“政治侏儒”。而“中国特色”不仅是地域的区别，还应当有文化和文明内涵的区别。
儒家文化绵延中国数千年，拥有广泛的全球的民众认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碰撞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方面，是各种文化怎样沟通和对话，怎样共处和交融，另一方面又如何保持最基本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觉性。和谐提升到“中国特色”本质属性的位置，在文化上可以满足这样的自主和自觉的基本要求，还可以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更广泛，更可能成为胡温新集体的国际标识。
和谐成为最大的“中国特色”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重大。中共主导的改革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现在步入“深水区”，许多涉及体制和制度的深层次问题递次显露。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的新“三座大山”怨气爆发，加上分配不公、垄断暴利和贪污腐败等社会弊端日益显现，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当局执政基础。
让“大部分人分享改革成果”成为中国大陆近期紧锣密鼓制定新的分配、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要求，就是当局试图平息怨气的手段。可是有学者指出，目前大陆舆情民意的怨恨趋向过于强势，缘由固然有改革不到位的制度因素，也有近三十年“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泛滥的因素。道德—价值体系崩塌并非“分享改革成果”就可解决，所以后者比前者更加另人担忧。
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绝对公平，必然有各种的差异。社会个体成员不能够把这样的差异，个人的挫折或失败都归结于认为社会亏待了他。这样的情绪蔓延的话，轻者会阻碍社会发展，重者会引起国家内乱。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观察一个社会，除了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润外，还需要整体互信、亲情、安全、凝聚、秩序等。中国社会在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熏陶了多年后，许多好的传统明显失落，在没有强有力凝聚人心的价值替代，社会个体成员对当局不满就会越来越加剧。
笔者发现，近段时间中国大陆国家级部委出台的政策或措施往往遭遇舆论或者专家的质疑，这既可喜也可忧。喜是因此窥见新政宽容与开明，忧则恐怕因此陷入民粹主义泥沼。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理想信念等教育存在着道德化拔高的弊病，中共如果要坚持既定道路，就需要寻找一种低于道德律要求又高于法律底线的价值取向，在道德和法律之间让个体成员与社会有粘和、润滑和缓冲。作为“和而不同”的润滑剂，和谐就是最佳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有论者随即提醒，并不是说选择和谐社会作为“本质特征”或“奋斗目标”就一定否极泰来。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重新构建公众价值体系，达到凝聚民心目的。然而，已有的思路是政治家提出的，能否得到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还需观察。和谐成为最大的“中国特色”，发展成了和谐的物质基础，公平正义则是基本条件，和谐文化的建设成了重要任务。可以预料的是很多政策将随之调整，如果没有理论支撑，这些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很容易被庸俗化或者道德化，也就不容易得到民众在价值层面认同，即使出台诸多配套措施，也容易在在执行层面走样。
2006/10/14注：此文2006/10/13在美国侨报上以《和谐提升为“中国特色” 》为题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