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忠”、“孝”属于儒家伦理的道德范畴，一度曾被作为封建糟粕而遭到唾弃。随着这两年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到来，“忠”和“孝”才又被人们提起，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厉声谴责。这不，柳士同先生就在《何必曰“忠”曰“孝”》一文中大声疾呼，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只体现在‘读经’上，而且仅仅是体现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上，……则更是将我们‘与时俱进’的社会，拉进了‘时光隧道’，回到两千多年前。”我不知道，柳先生那来这么大的火气，竟对儒家思想如此仇视和恐惧呢？其实，儒家思想里的“忠”、“孝”并没柳先生所说的那样可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如果能继承得当，它们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下面，就柳先生文中所谈到的几点，我略陈陋见，和柳先生商榷一下。
为了具体形象地说明“孝”之不可取，柳先生借给学生讲《陈情表》的机会就宣传开了。“如果真地要提倡孝，恐怕你们是很难做到的。比如，你们月月都要理发，可《孝经》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在，不也游，’你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正忙着考托福考雅思，一心想出国，这都能算是孝么？”我不明白柳先生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任何学说的发展都要适应时代的发展，现在尽孝，竟是让学生不要理发？据我想来，《孝经》中这句话的含义更多的是强调为人子女者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常保健康，这是一个人尽孝的前提条件。而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一些青年人只因为些小不如意事，就自残就自杀，根本不管父母亲人的切肤之痛，。再说“父母在，不也游”，并非是要子女守在父母身边，只知尽孝，其他什么也不做。这在“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中国，古代不可能这样做，现代更不可能。而这只不过是柳先生对孔子原话的故意曲解，原话是“父母在，不也游。游必有方。”（《论语 ·里仁第四》）少了这四个字，就无法显现先秦儒家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父母年纪大了，当然希望儿子能守在身边，如果一定要“游”，为国家，为人生，则必须告知父母“游”之去向。古人的这个“孝”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现代的孝顺儿女即便身在他乡，不也借着电话、网络、书信和父母音讯常通吗？这样看来，真正的尽孝并不太难，它对现在的人们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过去的“二十四孝”在现时不值得学习，但鲁迅的话“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鲁迅是个有名的孝子，他本不爱前妻朱安，但为了父母，只好违心地遵母命与朱安结了婚。
柳先生非常恨这个“忠”字，即便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也想让“忠”字用“爱”字来替代。可能柳先生被上世纪由“无限忠于”闹出的“文革”浩劫吓怕了，心情可以理解，但应该想想，那算什么“忠”呀，忠于一家一姓，不过是愚昧疯狂的反动而已，充其量只是一种“愚忠”。真正的“忠”是什么呢？“忠”是待人忠心，尽心竭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在有所作为飞黄腾达的时候，也要尽心尽力让别人也能一道前进；“忠”是和“恕”连在一块儿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能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忠”是和“义”连在一块儿的，做事要符合正义，做人要符合道义；“忠”是和“诚”连在一块儿的，做人要诚实守信。忠恕、忠义、忠诚，“忠”这么多丰富的含义，仅凭一爱字能代替吗？“爱”是“对人和事物有深厚的感情”，似乎也不错，但在现时这个泛爱主义盛行的天下，“爱”字包含了太多暧昧太多搞笑的色彩，连“老鼠爱大米”都大行其道了，如果代替了“忠”，不是太可笑了吗？
柳先生在文中义正词严地说，“忠”和“孝”“决非什么传统美德，而是历史的糟粕”，“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诚然，“忠”和“孝”在封建社会里确实“维护了等级森严、尊卑长幼有序的礼教”，这是其作为糟粕最为人所诟病的一个方面。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忠” “孝”也是如此，如果离开“独尊儒术”的政治环境，它作为传统美德的一面还是能大放光彩的。只不过我们不善于利用自己的传统美德，弃儒家思想如敝屣，却幻想按西方的成功模式去做，结果由于先天的水土不服加上自身的底气尽失，所以导致现在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风餐露宿着。但是聪明者大有人在，韩国为什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就成为“亚洲一条龙”呢？原因固然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如美国一位东方资深记者乔恩·沃伦诺夫指出的那样：韩国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大战后美国援助期间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所致。狄瑞克·戴维兹则解释得更为明白，他于1983年6月在《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上撰文认为，东亚地区的成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促成的：孔子学说有一套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需要有道德、有才识、有纪律、重和平和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主政者的责任感与其下属的忠诚互相契合；在上下之间，亲如家人，有着忠诚孝悌互相感应的关系。东亚人将这些价值观念用于现代社会，从而设计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开发政策。（《韩国崛起之谜》李建立、张海滨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2次印刷）看看人家韩国，对儒家思想巧妙地加以改造应用，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我们还好意思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封建糟粕”，“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地喋喋不休吗？怪只怪我们太不争气，不会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传统美德巧妙地运用罢了！
从1949年开始，“忠”和“孝”已经渐渐淡出了主流话语，这并非什么好事，这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味的反封建，“打倒孔家店”，想不到最后却落了这样一个结果，真正的糟粕（比如“愚忠”）并没反掉打倒，反而是不少传统美德却失落了。好不容易2005年迎来了一个“文化保守年”，传统美德还没“保守”住什么，倒迎来了柳先生的口诛笔伐。面对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的“读经”运动，柳先生更是忧心忡忡，“不是我杞人忧天，那些领我们‘读经’的人，说不定一不留神就把我们又带回那个腐朽透顶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去，至少也会延缓我们社会的民主进程。”真是无法想象，现在已经离开了封建社会的具体政治环境，况且我们又是在民主科学的指导下对儒学去粗取精，宗法专制社会怎么还会回来呢？“读经”不过是读读四书五经，也是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为时代所用，怎么会“延缓我们社会的民主进程”呢？还是听听美籍华裔学者费景汉博士的说法吧——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但不会构成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阻力，恰恰相反，而且非常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
“忠”和“孝”并非什么坏东西，在儒家思想里面有不少传统美德存在着，正等待着后代子孙去挖掘继承。如果这些传统美德真得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对现代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将大有裨益。对此，我们应该铭记韩国著名儒学家琴章泰的明示，对民族传统的理解，就意味着对推动民族精神的动力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