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腐败都是全民所有制惹的祸

文/汪华斌

最近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腐败分子赌博输掉两个亿，却在财政管理体系中没有显现；为什么腐败分子将几千万美元转移到国外去投资，我们的财务体系却是一路绿灯；很多人在监管上大做文章，其实质是全民所有制惹的祸；如果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资产，那股东的眼睛还有离开的时候吗；我见到一家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板，每天工作到了十六个小时；他并不是干什么，而是专著自己资产的转换与流向；因为那是他自己的财产。我曾动员他用职业经理人，但他还是要一主一动不松眼；因为他不仅仅是想职业经理人承诺的利润，而是对过程依然故我；因为防范总是没有坏处的。

然而我们全民所有制的资产，虽然是全民所有；但主体不明，没有具体的对象；所以是没有人管，结果成了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占用或占有者成了主人；当然流失或变成私有就十分简单，有时了脑筋都不需要动；因为变更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只需要蒙蔽上级领导就行了；下级虽然也是全民所有制资产的主人，实际对全民所有制资产是没有监督权力的；而上级永远是少数，一个上级有多个下级；所以下级蒙蔽上级也就是很容易了，再加上还有相当多的上级本身就是要名或利的；只要下级能用全民所有制资产为自己带来名和利，谁管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去向或增值与否；因为我们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考核至今都不明确。现在查处的陈良宇问题，主要出在滥用权力上。一是涉及违规使用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巨额社保资金；二是利用手中权力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三是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四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陈良宇的这些严重违纪问题，还是我们的机制造成的；因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良心上，而不是用机制来制约腐败。

我们每个人实际应该有多少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呢，据武钢统计数学专家学者在华中进行的模糊数学测评统计；我国以1994年的资产评估，人均应在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可以想一想，我们全国人民每人出十万的投资，却从没有进行股东分红；也没有人评估我们的股本增值与否，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股本去向都没有人管，所以才有几个亿流失在财务体系上没有警报；因为我们的股东是名义上的，一切权力归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占用或占有者；他们成功了，是他们的功劳；于是用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为自己捞利。他们失败了，反正没有具体的股东；所以也没有人会去追究责任。当然如果他得罪了自己的上级，那是有人追究的；但真正的股东是不会去追究的。

为什么我们全民所有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控制系统很正常；腐败或流失的并不多。而进入市场化的体系后，腐败与全民所有制资产流失或谋利成了比比皆是；原来市场化的体系是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社会的运营模式，而计划经济同样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社会的运营模式；这是两个不同的实践模式。我突然想起，当上个世纪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时；我国有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我们也应该推行此改革。结果我还发文批驳这种论调，我认为所有制与管理模式无直接关联；现在看来是我的观点错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全民所有制的体系结构运行完全市场化的模式；结果有几个全民所有制的主体没有陷入困境。进入新世纪，我们的政策又回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模式；结果最先爆发的还是垄断行业，其它的全民所有制主体也全面复苏；这说明什么，所有制的确与管理模式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全面复苏，但享受繁荣经济的只有少数占用或占有全民所有制资产的人；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股东却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能全民腐败的原因；因为我们在用全民所有制运营，结果却用私有制体系确定分配；从而使全民所有制的资产成了其占用或占有者独享的垄断资源。

我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全民所有制的结构，为什么在分配制度上不能向其全民倾斜；而是只有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占用或占有者，这既是我们现在腐败成风的根源；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质量不能改善的基础。是啊！我们在运营模式上知道结合国情，为什么我们的分配制度却又不结合国情呢。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十万的股本；我们每年分红就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还要社会救济呢；换一种思维，我们看到了腐败的黑洞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