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以药补医”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之前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等口号的引领下，“以药补医”的“补”字遂被逐渐改为“养”字，即“以药养医”。如果说“补”是贫穷的象征，那么“养”就是颐养天年的行为。之前，无论是医院还是机关、厂矿卫生所，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死扶伤，不计成本，因为公费医疗发挥着当时的主渠道作用（农业人口不算在内）。

    记得我父亲在世时（上世纪70年代），卫生所（院）看不了的病，企业开具转院单，就可以到定点的省市级医院去就诊，金额少时凭单据回单位报销，金额数量大（如需住院），单位可凭记帐单与院方结算。当然，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要得是现金和支票，记帐单已经不合时宜。美国也是市场经济，他们的结算方式和我们今天的保险公司差不多，只是更加方便快捷些，医院是等患者，而不像我们是先申报保险公司，得到质询确认后方敢入院治疗，超过保险数额得自己弥补，一年内住院两次那你就惨了。

    扯远了。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各个领域，“以药养医”的局面逐渐形成。囿于医药价格（特别是医院里的处方药）难于估算（中国 药品的研发周期长，风险大，将另文处理），遂导致药品价格的相对混乱和无序。正所谓水清不养鱼，混水好摸鱼，至此导致药品价格再高也“不奇怪”的现象。不少医院把握住了这一“深化企业改革”的脉搏，将利润放大到极致，让药品差价率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地步。

    据悉，我国目前80%以上的药品都是通过医院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医院拥有“绝对的垄断”权，这种权力来得轻而易举，有什么比这人命关天的垄断更“神圣”的呢？一方面企业发展了、扩张了、先进的设备进来了，作为淘金者的最初狂野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狂野的轻而易举，使人“拣钱”成为一种习惯性心理，低于以往的差价率就觉得在做“赔本”买卖，利益面前一切都得靠边站，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早被抛诸脑后。

    从另一个老掉牙的层面上讲，权利的滥用导致腐败行为的泛滥，丑闻接踵而至。虽然医院对药品企业来讲是买方市场，但这不是一般的买家，它手里攥着你所无力企及的垄断市场，医院拥有处方权，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基本由医生说了算。从这个角度说，医院既是买家又是卖价，双重的垄断权使它们快速地富裕起来，但即便如此，谈到药品降价，院方还是会装出即将倒闭的可怜相，伸手向国家要补偿。

    或许盗听图说有些言过其实，一支普及型的进口心脏启博器，据说进关后的价格在2500元左右（人民币），但一旦安装到病人身上就被翻了四倍，高达一万元余元（仅启博器本身，不含手术费等各项费用）。即便如此，有人还是将我国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与国内外作了一个比较，说除新引进的检查或诊断项目外，其它收费标准都比国外低得多。比如美国的挂号费一般为50美元，而我们仅为5元人民币，低了约83倍；美国每天住院费大约要900美元，台湾地区折合人民币约800元，而我们收费标准约为22元，比美国低338倍，比台湾地区低约36倍，至此导致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大大提高是必然的事情。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同样存在着无可比性的问题。美国人均工资收入是多少？（2000-3000美元/月）看病基本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医保体制健全。据我所知，台湾居民（包括农民）都是享受医保待遇的。

    我们深感奇怪的是，按照比例我们当前的医院数量远不及发达国家的数量，加之我国人口众多，医院会亏本？打死我都不相信（除个别口碑极差的“野鸡”医院）。让人遗憾的是，本该“以德养医”的医疗机构，如今演变成了令人不齿的“以药养医”“以患养医”趁人之危的合理场所。

    不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意识上去解决问题，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前途难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