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辨析


  一、经济

  经济,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在3000多年前,古希腊人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它的原意是“家庭管理”。现代西方语言中的“经济”一词,就是由希腊文“家庭管理”这个词演变而来的。我国古汉语原有的“经济”一词,具有“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含义,即“治理国家、拯救庶民”的意思,其意义与西方语言中的“经济”不同。

  “家庭管理”。在古希腊人那里,这个“家”的意思与我们今天“家”的概念有很大区别,它是指一般较富有的公民的“家”,它是两种结合形成的共同体:

  男女的结合与主人和奴隶的结合。并且,奴隶的数量必须足够多,以保证主人不事任何生产而能维持体面的生活。因而,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所掌管的“大观园”约略相似。罗马人同样延续了这种“家”的样式。

  对这种家的管理问题──经济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钱财的收支,人手如何调配,农事的安排和劳动的监管等等,这些绝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小问题,而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事务。

  这些,构成了经济一词的基本内涵。经济一词进而又有了节约和计较的含义在内,或按经济学常用的话说:稀缺资源的配置。

  在中国,经济一词最初在《周易》一书中出现。“经”解释为“径”,即指阡陌(纵横的田地)。“济”字从水旁,解释为“渡”,即指渡水。“经济”两字的连用,最早见于隋代王通的《中说》(又名《文中子》)“礼乐”篇里的“经济之道”,原意是指“经邦济世”或“经国济民”,即“治理国家”的意思。古时有副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是夸奖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好,赞赏诸葛亮具有治理天下的卓越才能。由此可见,古人所讲的“经济”一词,意在治国平天下。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财政经济”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古时人们对衣食住行、国家财政等方面的内容,是用什么词来表达呢?最初,是用“食货”来表示。《汉书·食货志》对“食货”作了解释:“食”指农业生产;“货”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以及货币。此外,还出现了理财、富民、货殖等词。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日本学者在译英语Economy时,借用了古汉语“经济”一词,从而使它的含义发生根本变化,变成了专指“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用词。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下,逐渐统一沿用日本学者的译法,从而使“经济”一词,以新词的面貌在中国流传至今。

  古希腊人对“经济”一词的理解,暗含了“经济”与“政治”一词的分离和对立的理解,因为政治的最早含义是“城邦共同体的事务”,这与“家庭事务”是对位而立的。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由原来的关注自然(physics),转向主要对人及人的共同体(politics)的关注。但既然要谈论人的共同体,家政(经济)问题就必定要涉及,因而,无论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都从他们各自对社会政治的分析角度、或深或浅地谈到了与经济相关的话题——诸如私有财产、国家起源和等级制度、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货币、利息等问题。他们的有些论述甚至直接影响到亚当·斯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家庭事务”和“城邦事务”又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进一步说,从来就没有“纯”政治问题,或者反过来说,从来就没有“纯”的经济问题;与政治无关的“纯”经济问题,是十九世纪边际主义产生以来的观念的产物。

  在中文里和在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一样,“经济”一词,向来就有较浓厚的政治含义。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先民那里,经济的初始含义就是“经邦济世”。这是一种家国治理、兼济天下的事业。近代以来,西方人注重货利,因而往往以自然为主要思考对象;中国人好权谋,思考问题总要落实到“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上。以对经济一词的思考为例,在近代的起源上,西方人侧重概念的物的方面的联系,而中国人则一直注重概念的政治义含。所谓资源配置,这在整个经济现象中,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部分。从根本上说,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面临并且伴随人的一生的基本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生存。

  因此,“经济”一词,可以一般地理解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或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如狩猎经济、养殖经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等,其中的经济一词,都作如是解。当我们说:“寻找一种经济的方式做事情”这类语句时,经济一词就含有节约和进行收益——成本对比的含义。经济理论既要力图阐释人们的生存方式及其发展变化,也要解释收益——成本的比较对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的意义。

  生存问题首先可以归结为各种生活需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人们围绕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一切主要活动,无不构成了被称之为经济的活动。经济问题或生存问题因此可以进一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如何获得生存资料。实际上,一切重要的经济现象皆围绕此问题而展开。

  二、经济学

  经济学,产生于西方,在中国,故有“西方经济学”之称谓。“西方经济学”就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加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至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西方经济学,它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厂商和市场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科学——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为对象;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价格理论为中心理论;以个量分析为方法;其基本假定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

  “宏观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中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科学——以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为对象;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收入理论为中心理论;以总量分析为方法,其基本假定为市场失灵、政府有效。

  从方法上看,西方经济学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企图超脱于一切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据此分析和预测人们的经济行为效果,着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的步骤、定义——对经济学所研究的各种变量规定明确的含义;这里的变量有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流量和存量;内生变量是一种理论内所要解释的变量,外生变量是一种在理论内影响其他变量而他本身则由理论外的因素来决定的变量;存量是通常在一定时点上才能有效测定的变量,流量是指通常在一定时期内才能有效测定的变量;假设——某一理论所适用的条件,在假设条件下得出结论,就像自然科学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分析自然现象一样,事实上整个社会即是天然的实验室;假说——未经证明的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预测——根据假说对未来进行预期规范分析通过设定一些价值判断和好与坏的标准,作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制定政策的依据,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着重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西尼尔、穆勒、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以斯密为代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他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代表性的教科书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流行了20年。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杰文史、马歇尔,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书。

  现代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该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们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四大著作。而萨缪尔森的1948年开始发行的《经济学》至今已出第十六版,被称为“第三本好教科书”。

  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特别是在具有重要影响的四部教科书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通用的。这四本教科书,一是1848年出版的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二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该书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三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四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目前在西方具有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其第一版原名为《政治经济学辞典》。由于第一版由帕尔格雷夫主编,1926年出版希格斯修订本时改名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可见,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同义语。

  这些著作和教材、工具书,都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著作,都是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的,而不是研究政治问题的。当然,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尽管西方经济学著作之间具有理论范式、观点甚至基本概念上的分歧,但并不因为有的著作名为“经济学”就属于基本理论,就比“政治经济学”更具有理论科学性;也不因为有的著作名为政治经济学就更具有政治性、非科学性,或是将其作为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一个分支。其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常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通用。

  三、政治经济学

  作为富国裕民的学问,“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现在的“经济学”本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简称。但今天,从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目前景况看,仍以古老、传统的称谓——“政治经济学”来命名该学科,已不相宜了。已有人主张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以“经济学”作为这门学科的正名、通称,让“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退役”。这一观点,从它的起源上讲是对的,从学科的发展看,又是错的。

  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原因是他们往往误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视“经济学”为学术性学科,“政治经济学”为政治性学科。实际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历来是同一相通的,可以并用。区别只在于政治经济学是本名、全称,经济学是它的便名、简称。因此,“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称谓等同并用的情况,可以经常在过去的一些著作中见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说:“经济学——或用更合乎传统的名称,政治经济学——已经经历了许多阶段。”可见,不论马克思本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同一并用的。我国经济学家孙冶方说:“我们怕的就是为政治而讲政治的政治政治学。……那就是政客学。”

  经济学,最初渊源是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说的只是管理家庭生产活动的事情,至于家庭以外的社会问题如国家财政、商业、货币流通等没有研究。而且那个时候古代的经济学只是形成经济知识的某些要素,还不是科学。

  法国蒙克莱在1615年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该术语首次出现。1755年法国卢梭写了一篇《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该术语第二次出现。1767年英国斯图亚特写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著作。政治在法语中原意是指城市、城堡;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学是指研究整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管理的学说,而不能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也不能理解为从政治的角度研究经济。

  17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把一切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都看作研究的基本对象,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反映许多经济过程的概念和范畴。18世纪末19世纪初,便出现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1890年,英国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集他之前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和观点之大成,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书中,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的日常生活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断地增进社会成员的物质福利。此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代之以“经济学”。

  当代中国人,对“政治经济学”比“经济学”更加熟知的原因是,我们学习的是西方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术语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较长时期内仅供高级经济学者参考、批判之用所致。

  用严谨的学术观点看,“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联系:因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研究社会经济在一定机制下的运行规律。经济学“唯有通过构造广义上追求纯财富极大化的‘私人’,才能设计其目的是促进一般利益”并与人之间的不正当利用的市场法律结构——市场的“法律和制度”。因此,政治经济学是属于经济学范畴之内的,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区别一,现代西方经济学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加强了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统一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怎样有效率地分配和使用稀缺资源,使之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科学。它是以既定制度为前提来分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因此,它忽略了对决定和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及利用效率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即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当然也要重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

  区别二,经济学是一个大类,在开始的时候只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的问题,包括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后来经济学发展到许多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是承担基础理论研究的分支学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任务是揭示经济运动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

  区别三,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有预测性,它也通过假定,计算,应用获得的新知识,控制环境,它有一般科学的社会价值。如通过假定在法律界限内的其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作为“科学家”行事的个人可以做出并验证关于他们的行为的预测,这些预测无论是对于自身,还是对于改善这个科学家或科学家代理人的福利,都证明是有用的。这种预测性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对于政府代理人、厂商及个人,都肯定是有价值的。如果人们能够更精确地预测他们对手的策略,他们就能“更好地进行竞争”。

  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在非合作竞争中,纯粹按照经济学预测行事并不导向共同利益。因此要重视制度,设计合适的法律和立宪约束而构造相互作用模式,此外,还要对各种制度评价。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不只是做出和验证关于在现存一套约束和某种既定法律下的行为的预测,还要求对现存约束制度下那些被观察的结果,与对预测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下出现的那些结果之间,进行某种比较。

  区别四,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在法律界限内的财富极大化。正统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按照纯财富极大化戒律行事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科学,它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能够在某种构想状态中,分析他们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并且从这种分析中,规定合适的或期望的将体现在由君主实施的法律中的各套约束。

  区别五,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以经验验证作为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努力在历史上可观察到的制度结构内,构造出更为满意的人类行为模式。“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通过对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进行比较,对我们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制度和立宪约束进行选择,以帮助控制主体和客体(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以及对既是控制者又是受控制者的人们的行为进行自我约束。

  2006年11月20日

  作者简介:柴福洪,男,(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财政经济、教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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