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陷阱
范海辛
在革命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摸索，中国大陆的人们终于发现和谐的价值。和谐作为东方儒家文化的概念，既可继望，又能开来，无疑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概念，难道这么好的一个概念也包含着陷阱？不错，象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和谐也有其两面性。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谐背后不为人知的陷阱。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希望能消灭社会内部的纷争与冲突，建立起一个没有冲突的和谐社会，孔夫子和柏拉图可以说是和谐社会在东西方的首倡者。但是千百年来人类为创建各自的和谐社会所引发的后果却是纷争不止、兵戈不断。及至工业化以来，甚至短短几十年内，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接连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这是世界范围内人类争创和谐社会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和谐依然如地平线一样，几千年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虽然自1949年起，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停止了，但其后50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变迁，恐怕难以和谐名之。为何人类求和谐的努力一直无法获得成功？是方法不对还是目标的虚妄？
伟大的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雄辩地指出：“没有冲突的社会是无人性的。它不会是人类社会，而是蚂蚁群体。”（引自波普尔讲演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171，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版）
蜜蜂与蚂蚁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它们的社会堪称完美的和谐社会。因为迄今为止，昆虫学家还未发现某个蜂群或蚁群是因为内部冲突而崩溃灭亡的。这并不需要穷尽对世界上各个角落蜂群与蚁群的观察，因为这些虫子个体不同的生理结构（分为王、兵、工三种个体）就决定了它们用不到冲突。造物主在创造蜜蜂蚂蚁时，并没有为工蜂（蚁）编制反抗压迫的基因程序，所以这些虫子社会在王与兵的统治下高度和谐，没有内耗。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虫子与人不同，它们不会学习，只是依靠本能生存。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和谐的群体自然也不会有丝毫的创新与进步。如果有，也是被动的基因变异和残酷的环境选择。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因为人是主要靠学习而非本能生存的动物。所以人类社会出现内部的冲突实在是一大进步、一大幸事，否则人类社会何来进步——从茹毛饮血到征服地球、探索宇宙？
故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和谐不宜单独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因为作为和谐的对立面，冲突是人类为追求自身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许多科技发明源自军事冲突）。当然，和谐作为一种诉求和愿望，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她具有维系社会稳定、传承财富文明与凝聚个体力量的巨大功能，也是值得我们追求与精心呵护的。
实际上冲突与和谐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二者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排除冲突的和谐，是虫子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与反动黑暗。而失去了和谐的冲突，也是相当可怕的状态，其后果是一个群体社会的崩溃和毁灭。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冲突与和谐的辩证统一。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为贵”的文化，我们一直对冲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了解不多，所以有必要向读者介绍波普尔对冲突的看法。
卡尔·波普尔于1958年所作的一篇题为《西方信仰什么》的讲演中说道，“西方人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信仰许多真实的和许多虚假的事物；信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同上版P.246）这种多元主义的信仰源于西方文明的“求异存同”的古老传统。在另一篇《论文化冲突》的讲演中，他说：“我们西方文明源自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一个无与伦比的现象—源自东地中海诸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引自上书P.169）近年来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先生有“文明的冲突”论点问世，9.11以后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正不可避免地展开，因此在许多人眼中“冲突”是一个应极力避免的字眼与事物。但在几十年前的波普尔却不这样认为。“这种冲突未必总是导致流血的战斗和破坏性战争，而可能也是富有成效的和促进生命的发展的原因。它甚至会导致象希腊文化那样的无可匹敌的文化的发展。后来，当它与罗马文化冲突时，又被罗马人所继承。又经过许多次冲突，尤其与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它被有意识地复兴；因此它成为在进一步冲突的过程中最终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的那种西方文化，那种欧洲和美国的文明。”（同上书，P.169）波普尔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认为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他这样说有什么理由呢？他说：“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和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同上书，P.169）什么叫“改进能力”呢？波普尔认为就是“理性的批评”。
“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但是它也需要严肃的观念化的冲突：我们可以为之战斗的价值和观念。西方社会已经——从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在这些冲突中词语比刀剑具有远为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然而，其中最有效力的是理性辩论。……西方社会选取了民主制度，因为它是能被理性辩论所改变的社会制度；被理性的，也就是说，被客观的批评：被非个人的批评性考虑，正如科学中尤其是自从希腊人以来的自然科学中所典型使用的那些考虑所改变的社会制度。”（同上书，P.171）
与中国“和为贵”的思想相反，波普尔认为西方人的好斗性是西方人的长处，他甚至认为“没有冲突的社会是无人性的。它不会是人类社会，而是蚂蚁群体。”而这种“无人性”的社会，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我朝的一些“歌德派”文学家，也喜欢写一些歌颂蚂蚁与蜂群社会的文章，以为集体主义文化与专制制度张目。
蚂蚁或蜂群社会中的生命也许会认为自己很幸福，但这种社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等于零。一个创新能力很弱的社会，是没有自我纠错与自我改进能力的，这才是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冲突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不仅具有改进、创新的作用，同时是社会维持稳定和谐的一项根本的制度设计。或说，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要维护自身的稳定和谐，就必须设计一种含有非冲突不可的机制。
为何必须如此？这就要从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说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经验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人类社会仍将处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其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未被全部释放出来，资本主义制度还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因此，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是一种错误，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全球性挫败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的所作所为就不能违反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对于构成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统治制度，资本主义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借鉴。这里，我们还是要借助波普尔先生的理论智慧。
千百年来人们热衷于讨论应该由谁来充当统治者才符合正义。柏拉图认为应该由哲学家来充当，孔夫子认为应该由道德至善者，希特勒认为应该由雅利安人，列宁认为应由产业工人，等等。波普尔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政治统治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恶，无论由谁来统治，都无法变恶为善，各种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作恶程度的大小。正确的问题是，应该选择何种制度来有效制约统治者，使之在统辖治理国家和社会时作恶最小。
这种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按小布什总统的说法，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制度。
要制约统治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之只能成为业主的物业管理公司而非“房管所”，或说是只能成为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要达这一目的，就要设计一种使统治者“竞争上岗”的制度，这就是内含利益对立、非冲突不可的多党制。这种制度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最伟大的创造发明，因为它通过政党间几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机制保证了人民的选择权，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选择权是人民之为主人的根本权利，没有对统治者的选择权，人民就无法避免政治权力的作恶与损害。
在这里，如果两个或多个政党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机制而是代之以一种和谐的政治协商制度，那么这些政党（各路枭雄、精英）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客为主，有意无意地把人民揿入瓮内，使人民制约统治者的愿望落空。这些统治者在取消了竞争上岗制度后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以和谐为由的利益均占，然后则是从意图伦理出发，以自己有良好的意图为由要求权力的扩大与责任的减少。具体说来则是自己立法给自己加薪、扩权免责与多捞多得……当然首先是要垄断舆论、控制导向。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司空见惯的图景。统治者之间有了和谐，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就必然没有和谐。于是就有了或明或暗的战争状态，而为了和谐，就必须加强统治力度、增加统治成本，接下去则是加大税收，随后出现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统治在每个王朝面临崩溃时通常上演的那几幕悲喜剧。
过去我们对抗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是，西方社会之所以必须民主，是因为那个社会里各阶级利益不一致，不民主就会出现内战，所以只能用词语的冲突来代替刀剑的冲突。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上各个劳动阶级利益一致，所以不需要西方那种冲突、竞争型的民主，只要有协商型的民主即可。
苏联的崩溃使我们清醒，原来列宁的所谓“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是虚构，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其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只是在这个时代，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相互之间的利益并不是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那样，只有对立而无统一。实际上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是生活在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共同体内，相互间利益的一致性（统一性）是很广泛的。社会经济景气，生意好，老板赚钱，工人经工会斗争，工资也会上涨。经济不景气，老板生意不好，工人也跟着倒霉。既对立又统一的利益格局是广泛存在的，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和管理干部、工人和农民，也有利益对立的一面。甚至在工人内部，不同工种、地区和行业之间，也有利益对立的一面。因此，以利益的差别、对立与否来决定民主有无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热衷于一党专政的人搞不明白，我们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外有政治协商制，这种和谐的民主难道不比西方冲突的民主更有利于长治久安吗？
民主制有两项功能（1）保证作为政治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正义性——一心为公、不谋私利；（2）保证决策与统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实现这两个功能方面，冲突型的竞争民主的确要比和谐型的协商民主更有效。这是因为人性的关系。
在社会产品未能做到按需分配之前，人的社会本性都是自私和好逸恶劳的。没有涉及利益的惩罚，很难保证所有的人都会克尽职守、一心为公。竞争上岗的冲突机制使人民对统治者的监督从三个方面得到了保证，一是执政党自身的自律；二是反对党的专业性监督；三是人民通过传媒舆论的间接监督。如果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利益冲突，相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和谐协商，那么肯定是双方的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宪法的限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很有可能联合起来搞“双赢”，这样一来，倒霉的只有美国老百姓。这就是冲突型民主防贪腐的功能。
在保证决策与统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方面，也是冲突型民主更有效些。为何专业者与业余者在业务上会有明显差距？就是因为专业者的业务与利益有关，而业余者的业务与利益无关、仅与兴趣有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议会为通过某项议案的活动中，如果议案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与议员个人利益无关，那么怎么能保证某位议员不尸位素餐、敷衍塞责？要知道议院讨论的议案大多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某议员即使知识广博、兴趣广泛，也不可能对件件议案都有十二分的热情。
另一方面在冲突型的民主机制下，一件专业性较强的议案必然会在议院内遇到利益相关者正反两方面的质询与答辩，这样就能使其利弊信息充分暴露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相反在协商民主机制下，一件议案本身的利弊信息能否充分披露是没有保证的。因为议案的通过与否与协商者的利益无关，因此反对者不会力探其弊，拥护者也不会力陈其利。这就如同法官断案，如果没有控辩双方的冲突激辩，而是控辩双方的和谐协商，你叫法官如何决断？
在另一种情况下，与此案有关的利益双方会在立法议院里寻找代表。如果立法机构有了促使信息公开的利益冲突机制，那么利益双方的竞争是在阳光下的公平竞争，议员个人的寻租行为就有一个徇私枉法与奉公守法的利益权衡；相反，如果是在和谐协商的机制下，由于排斥冲突，所有的博弈只能在幕后台下进行，于是寻租风险降低，腐败必然盛行。
冲突机制之所以难能可贵，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理由——只有在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人体的肾上腺素才会加倍分泌，个人的思索与工作效率才会大幅提升。而使人感到温暖的协商讨论，只会增生人体的惰性，使人不思进取。这也是相互间的竞争、比赛往往会激发人的斗志、从而提高绩效的生理原因。
和谐民主（协商型民主）实际是个伪概念。因为民主必然蕴涵着观念与语词上的冲突，只有通过这种严肃的理性辩论、不同意见之间不讲情面的质疑与答辩，人们才能辨明是非、厘清利弊。在这里，容不得庸俗虚伪的温馨。而所谓的协商民主，也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民主的要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在协商的过程中，意见对立或分歧无法达成一致该怎么办？正常的冲突型民主中，当然是票决——少数服从多数。而在所谓的协商民主中，只能是下级服从上级、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又是什么？
冲突机制不仅在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在法官公正断案上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会因为讲和谐而取消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词语冲突，这个道理比较简单，此不赘述。
冲突机制在一个社会的创新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上的巨大作用恐怕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理性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国度里，科学、文化上的必要冲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常常因统治者的颟顸而被压制。这其中，统治者出于政治稳定而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自由争鸣进行压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不涉及政治的科学、文化上的冲突也进行干预、压制，则是一种应予抨击的愚蠢。
我朝的统治者一向习惯于用军队、行政上的方法来管理科学、文化事业，这已经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了，现在如果再强调和谐、反对冲突，那么这些领域的落后面貌将更难改变。
和谐一词有求同存异的涵义。求同存异在政治上也许是必需的，但是在科学、文化的发展上却是一种必须克服的弊病。要鼓励创新，就应该求异存同。而求异的过程就意味着不同观点、见解间的冲突和激烈的争论。在这里，和谐绝对是创新的毒药。
毛泽东晚年只讲斗争不讲和谐的斗争哲学，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在纠正了毛的错误后，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蜕化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
中国人历来喜好“一团和气”，从来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说。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还好说，这个批评——不是两个人私下的数落，而是在众人面前的公开指责——叫被批评者的面子往哪儿搁？中国人与西方人比较，特好讲面子，同志间公开的互相批评，不啻是中国人灵魂间的一场战争。不论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而言，这都是一件伤感情、触心境的痛苦之事。这显然是苏俄的舶来品，但是它却使中共显著地有别于传统的会党，极大地提高、凝聚了党的战斗力。使加入中共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告别了传统的面子、人情社会，进入了一个迥异的革命团体。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这三项统称为党的三大作风。相比较当年的国民党，中共的这三大作风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革命、批评，在哲学上都属于冲突的范畴。如果和谐至上，排除冲突，那么已经被庸俗化与弱化的党内批评势必会进一步被忽视与摈弃，党风与党的建设也将更加堪忧。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冲突在一个社会中的确具有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和谐社会”提法的错误或不科学。因为依此逻辑，难道我们还要提出建设一个“冲突（斗争、革命）社会”不成？
和谐与冲突，正如革命与保守一样，只是人类谋求发展、进步的一种工具，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的作用。当然，这些概念也可以成为阶段性的诉求和追求目标，但是它们显然不具终极价值，不能与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终极价值一样成为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提出“正义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社会”，但是我们不能提出“革命社会”、“和谐社会”、“团结社会”、“稳定社会”，等等，那只会贻笑大方，显示我们的理性尚不成熟。这种理性的不成熟与几十年前的革命崇拜一样，把一种只具工具价值的概念误作社会的终极理想，科学共产主义被庸俗化为拜革命教，最终结果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搞得社会几十年动荡不安，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为何说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是终极价值呢？因为这些价值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实行商品、货币制度的时代）无法被替代、化约、还原，同时由于这些价值植根于人性，因而具有跨越民族文化的普世性与无条件性。与这些概念相比，革命、和谐、改良、稳定、保守、团结等这些概念只具有工具或阶段性的目标价值，它们的这种工具性、价值性总是有着许多条件制约的，譬如，革命的合理性只在特定的时空，离开了这个特定时空的条件制约，革命就会变成浩劫。再譬如，团结也是一个好词（波兰曾经有一个团结工会），但是在法西斯思潮泛滥的时空，无原则的团结就是灾难。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不用和谐，那又应该用何种概念来凝聚人民的力量呢？正义（公正），只有正义才能凝聚13亿人民的力量。因为正义是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终极价值的总称。和谐不一定会实现正义，而正义却能实现和谐。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口超过环境资源承受能力），城乡二元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为实现和谐，就必须把大部分农民束缚于农村，新农村运动无疑是个好主意。在这种“谋生基本靠手，点灯基本靠油，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致富基本靠偷”的带有集中营性质的新农村中，如果控制了讯息，使农民闭目塞听，那么他们岂不是象北朝鲜的人民一样，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然后在东部发达地区实行严格的暂住证制度，实在不行就修筑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如果嫌隔离墙有碍观瞻，也可以对一部分有盲流倾向的农民采取在皮下植入身份识别芯片的办法。一旦发现有盲流嫌疑，城管或公安用仪器一照，即可强制遣返。此种情景虽然荒诞，却并非无可能。这就是和谐却不公正的社会。
在中国这样人均资源贫乏的社会，如果我们将公正置于和谐的前面——譬如，允许农民成立农会——我们会发现，人民的创造力完全能化解自然资源贫乏带来的约束（瑞士和日本的人均资源都比我们差）。社会公正能调动13亿人民的积极性，而二元化的不公正制度只能调动4亿城里人的积极性。难道13亿人的积极性不比4亿人的积极性是更宝贵的资源？也许，对于那些在审美价值上好静不好动的人来说，只有在公平正义基础上实现的和谐，才是可持续的和谐。
2006－11－26 于多伦路文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