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香港奇人—— 国学大师饶宗颐的故事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是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钱去世以后，又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饶宗颐不仅是海内外著名的经、史、考古和文学家，并且对诗、书、画造诣极深，治学的领域更加广泛，遍及10大门类，如敦煌学、甲骨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各种学科，著书立说不胜枚举。仅其中的《20世纪饶宗颐学术集》便有12卷，内容超过1000多万字；专著六十多部；各种论文四百多篇；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他对中古梵文和巴比伦古象形文字颇有研究，有些文字连其本国人亦少有精通，作为一个潮籍的中国人，能通晓异国的“天书”，其天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摘录于《饶宗颐传记 》 http://www.chaoren.org/crzj/raozongyi/hrjy_rzy.htm）

      
2.1国学大师饶宗颐（摘录于自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潮州篇 ）
饶宗颐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饶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在学术和艺术等领域中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潮汕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潮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饶老几十年来矢州艺文志》。其编撰的《楚辞地理考》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领域，此书在上海的出版使29岁的饶宗颐一举成名，从此他便专攻文史而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又从乡邦文化拾级而上，最终成为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饶宗颐教授后来成为海内外著名的经、史、考古和文学家，并且对诗、书、画造诣极深，治学的领域更加广泛，遍及10大门类，如敦煌学、甲骨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各种学科，著书立说不胜枚举。仅其中的《20世纪饶宗颐学术集》便有12卷，内容超过1000多万字；专著六十多部；各种论文四百多篇；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他对中古梵文和巴比伦古象形文字颇有研究，有些文字连其本国人亦少有精通，作为一个潮籍的中国人，能通晓异国的“天书”，其天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一个国际著名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饶宗颐先生的足迹踏遍五大洲，从事讲学、研究和文化交流。66年来，教授、研究员及院士之类的头衔有几十个，他任教、受聘的都是国际上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除香港和内地大学之外，他还在新加坡大学、法国科研中心、法国远东学院、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讲学或研究，先后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和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授予人文科学博士学位，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由于饶宗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1962年便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自此之后荣誉更是接踵而来；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勋章，香港外文学院艺术家协会授予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和国学大师的荣衔，2000年中秋节前夕，被香港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

为表彰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上的独树一帜，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的活动中，颁授其“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1996年8月，在潮州市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法、日、荷兰、新加坡及港、澳、台等地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确立了“饶学”的称谓，奠定了饶宗颐先生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饶宗颐教授是“当今集学术和艺术于一身的一代英才”，他的书画艺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优秀传统，充满“士夫气”，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学者型”书画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他的国画题材广涉山水、人物、花鸟，有传统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国的风光写生，更有自成风格的创作。书法方面，植根于古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各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皆得心应手，从大幅中堂、屏条、对联到方寸空间小品，风格多样，而沁人心扉的书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画。

饶宗颐教授先后举办过多次书画展，出版了很多书画集，每次都引起轰动，引来无数赞誉声，他的作品已为世人所共知，并成为书画收藏家搜寻的对象。早在1994年9月7日《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在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展览馆揭幕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亲临剪彩，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有200多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给予了重点报道。

饶老不愧为学界精英，同为炎黄子孙，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为拥有饶宗颐这样的旷世奇才而自豪和骄傲。
 

2.2饶宗颐学术地位与影响 （摘录于 http://www.guoxue.com/master/raozongyi/xsdwyyx.htm）
　　饶宗颐教授对于敦煌学、甲骨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艺术史及世界比较文化史等方面的学术影响，已有季羡林、李学勤、钱仲联、姜伯勤、李联陞等中国著名学者，以及戴密微、池田温、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汉学家著文评价，收入香港三联书店《论饶宗颐》一书（一九九五年出版）。饶氏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依本文作者之见)，可简明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本世纪自王国维以来的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一个大的趋向即如何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再向上一层。向上之路，依学者个人的天资禀赋与治学风格、学术背景的差异而呈现不同面貌。如陈寅怡先生以史论擅胜，钱钟书先生以文心见长，等等。但总的精神是地下文物与纸上文献互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印证、以及外来观念与民族学术融合。这一总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学术经由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洗礼，锤炼其学术性格，然后重返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的返本开新之路。由分而合，正是中国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所使然。饶宗颐经其特殊的个性聪明才智，正是处于此一学术潮流中的前线人物，其成绩足以与当代一流大师相颉顽。

（二）由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特殊时代因素所造成的闭关锁国状况，尤其是文革十年动乱对于中国文化的疯狂践踏，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成就与活力。而这一段时期，正是饶氏学问生命的精进期，也正是他成长为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多的桥梁人物之一的时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饶宗颐发表《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伦敦所藏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以至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在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史中，饶宗颐是一个重要的开风气的人物。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必资延续下去的话，饶宗颐的学术位置亦将因此而显出其重要意义。

（三）饶宗颐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宗匠。同时，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整个二十世纪，一般知识人都觉得一定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派』与『旧派』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种焦虑与困惑。他的世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没有裂罅。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与香港一地有极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这一范式所树立的标格，将对于未来的中国学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3香港奇人—— 国学大师饶宗颐（摘录于http://www.guoxue.com/master/raozongyi/gxds.htm
）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2.3.1家学启蒙 大病引斯入“国”门
白发，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见饶公是在几天前，85岁的他刚落座就轻声说道：“先得纠正一个重要偏误，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我的老师很多。”与纠正许多历史学方面的偏误一样，饶公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茍。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当时广东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我家里有很多的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到了十几岁，父亲就过世了，我接下了他的两副担子，既要管生意，还要继续做他没做完的学问。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我后来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就会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2.3.2文气“熏蒸” 书海翻波广寻知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

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上正规的学校成了“副业”，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很广的阅读范围。我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但我是很小就经过了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个是不受限制地读书，广泛积累的基础。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因此，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了。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我早年念《史记》，背《史记》，有好几篇我今天还能背出来，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我当年也是背的。《资治通鉴》，因为年龄太小还看不懂，我就看《纲鉴》。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年，我都能够知道，先后不会搞乱，这个史学基础，我很早就打实了。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饶公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2.3.3求“阙”穷追 甘以有限探无涯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着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2.3.4  “跑”遍天下 气凈心定苦耕耘
可别以为饶宗颐是个只钻故纸堆的“书蠹”，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还是个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他都去过了。85岁的饶公壮心不已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问：您实践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饶宗颐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饶公向我讲了关于《想尔》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尔》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隋代以前已经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使其重现于世。但原件为英国人掠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缘着线索，穷追不舍，终于想方设法找到敦煌残卷，将正文与注释分别录出，并按《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别章次，进行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补上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这部著作从30多年前首次问世，已经再版多次了。

饶公是书法大家，在香港许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题写的匾额。他说，做学问与写字做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缘缘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
  
饶宗颐又讲佛理了，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像饶宗颐更是满腹经纶，而且许多堪称“绝学”。他们会有后继人吗？
   
饶宗颐说：我也很担心这个。连一些专家都认为我“钻”的是“无聊的事情”，也没有钱赚，太傻。以后，谁还会像我这么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里，我就愿意追寻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是兴趣，推着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语言，不同门类的学问。尽管有些事情最终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当然，从长远讲，我也很乐观，因为人类的学问是不会中断的，而且会越来越壮大。

    2.3.5童心不泯 创新方可树常青
    禅机，让人感到无限深邃、苍老。可饶公谈“禅”，经常活泼得像个小孩子。
在一次饶公的画展上，有人看着一幅他在香港大屿山盘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想到，饶公竟出人意料地当场在座椅上表演起来，他轻而易举地把双脚盘在了大腿上，脚心向上，连皮鞋都没脱。“这不是计算机合成的。”饶公指着相片对怀疑者说。还有一次，笔者与饶公谈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爷子说到兴奋处，竟也来了一次现场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双脚上翻地打起坐来。我担心饶公扭伤了腿脚，请他赶快复原。他却笑着说：“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没问题。20多岁在印度时就让当地人惊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岁了，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十几岁那个年龄的孩子的心态，还不停地干着那个年龄时有兴趣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因为我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吧，无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贵、贫贱，有钱没钱，都差不多。我都不怎么在乎，不当回事，认为变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动摇我的心。”饶公这样解释他“几十年心态的不变”，而对学问、艺术，他又主张不断求变、创新。

身兼书画史家、理论家又是实践家的饶宗颐，对中国书画的发展有独到的思考。说起有人担忧中国书画的前途，他说：“这是很多余的。担心自己的艺术没有前途，那是对自己的东西认识不够；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东西认识不透。我年轻时到欧洲看毕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觉得了不起。现在再去看，不是觉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们出巧的方法了。其实大师们也不是张张作品都成功，也有许多较生硬，拼凑的。一张作品成功，其它什么都有道理了，艺术评论往往有误于此。”他认为，艺术生命在于无穷的追求，但创新总是有来源的，或者来自传统，或者借鉴别人，绝无“横空出世”的神话。他说，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画家创出了一个被别人承认的面目后，就不断重复，以应付市场的需要，“这样就沦为‘匠’了。”

“您也画了、写了几十年了……”“是不是担心我也变成‘匠’啦？”大笑之后饶公说：“我力争不变为‘匠’，不断求变求新，窍门就是我尽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对种种赞誉，这位著书近百种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始终淡然处之。他静静地说：“如果像人们说的那样，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我只是这个沙漠中的一颗沙子。我不像别人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好。我还有‘阕’，还在继续‘熏’嘛。”

2.4饶宗颐采访录 （张月凤/文）
   
饶宗颐是大儒，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精通诗词书画，在历史考古研究上更是世界闻名；从另一个角度看，饶公又是一个快乐的老人家：八十四岁，健谈，乐观，身体壮健，思路敏捷，声线响亮。与饶公短暂相见，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饶公多年来周游列国，见识广博，原来他对法国的情感至深。“法国是艺术之地，有二十四、五个博物馆，法国也是最早到中国考古的国家，十九世纪已来了。”这点已教饶公对法国的好感大增了。在法国工作期间，饶公游弋于法国的艺术气息中，即兴吟诗弄句，挥毫即就，好一派诗情画意。

法人对饶公也相当厚爱，除了为他的学术研究、诗作等翻译成法文，还给饶公许多荣誉、奖项，甚至是艺术文化勋章。当然，作为中国人的宝库，中、港、澳、台各地的文化艺术机构都得礼聘饶公，以彰实力；香港艺术发展局九七年已颁了视觉艺术成就奖给饶公，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更授予饶公大紫荆勋章。已是一身荣誉、奖章的饶公说，他现在只想躲在一角，做他的研究。

大儒一向给人的印象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请饶公对社会事件评论与提意见，他马上就可娓娓道来，且一针见血。饶公笑说：“批评可以，但最好不要得罪人，我怕是非缠身呀!”

请饶公谈如何发展视觉艺术，饶公说现在的情况已很不错，“香港大大小小的书画会很多，差不多每天都有展览。爱好者不少，水平是很难说的。不过先要爱好，自己再慢慢发挥吧。”此外，饶公希望艺术发展局可以自办一本代表香港的、高水平的书画杂志，里面有创作、有理论，容纳不同的意见，大家交流、讨论，他希望这份杂志的水准足可以与大陆的、外国的同类刊物交换。

作为文字学专家，饶公对当前的古字、正字、俗字的争拗所持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过去在科举时代，有关正体字、俗体字已有著作，今天再谈已经落伍。文字是变化的，有时一个字有七、八个写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用过，你不能贬人家的不是正字。除非是国家下命令用一套规定的字，否则不须辨正俗。”

不过，饶公还提出有一些准则：“文字是约定俗成的，如身份的份字已沿用多时，你现在要用古字改为身分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一些错引古字的，如有报刊将“瘾君子”写成“隐君子”，“隐君子”确有出处，是指老庄隐逸之士，非今天讲的吃白粉、吸毒之徒，饶公说：“我不同意这样改的。”

饶公学问渊博，有说不完的话题，但笔者怎好浪费饶公的时间？只好阅读他的鸿文巨著，以获教益。
 
 
 2.5饶宗颐—— 一个文化奇迹 （吴真 /文）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是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钱去世以后，又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这位被钱钟书称为“旷世奇才”的潮籍学者，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潮州，后移居香港，游学于世界各地，其在敦煌学、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填补海外汉学界的扛鼎之作，被誉为“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记者日前在广州采访了白发白眉、清癯的一代国学大师。

从潮州首富之家走出的国学大师与学术界爱将饶宗颐和季羡林并提为“北季南饶”不同的是，广东人喜欢将他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说他俩代表了当今潮州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最高成就。今天的李嘉诚是潮人首富，可是在８７年前，饶宗颐出生时的饶家却是潮州首富。钟鸣鼎食之家很容易造就出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饶宗颐却是个例外。由首富之家走出国学大师，饶宗颐本身成就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记者：现在大家都说您是潮州人的骄傲，但是最近好像有研究说您祖上是客家人？
饶：最近他们实地考察后确定我的祖籍地是广东梅县松口铜琶村，我也觉得意外。以前说我的祖上住在现在大埔县的三河坝，这是梅县辖区，所以我从祖籍来说绝对是客家人。我的１２世祖仕宝公开始到潮州城卖客家豆腐，之后慢慢地发展起来。到了我这一代，是饶氏１９世。

记者：作为潮州首富的饶家当时是怎样的鼎盛？
饶：我的祖父有四兄弟，每个人都开了发行钱票的银庄。当时海外大量的侨汇和国内的军饷都是通过潮州饶家的银庄周转的，所以饶家有两三代都是潮州首富。饶家其实还是一个文化世家。

记者：“三代出一贵族”，这句话如果放在您身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饶家几代财富的积累使您这一代具备了成为精神贵族的可能？
饶：是有这样的原因。我父亲的“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这是一个小图书馆，我自己可以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玩，不管懂不懂也就在那里逛。所以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另外，家族文化空气的熏陶也很重要，我父亲交往的都是些当地的文化人，他们成立了诗社，常在我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这其中有后来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詹安泰，他当时是金山中学的教师。

记者：像您那么早就开始进入做学问的状态，家族的钱庄经营怎么办？
饶：我的父亲在我１６岁时辞世。我是长子，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一件做得好的，就是能够把他的学术延续下来，但是生意我就没办法管了，所以在我手上，家财慢慢地散了。

１９３５年，１８岁的饶宗颐完成了父亲饶锷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自此，他便从“天啸楼”的天地中来到宅外的世界，２０岁出头就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那时，中山大学因为日军南侵，已经迁到云南。赴滇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战乱让他失去了“天啸楼”的藏书，却因此在香港遇到了大力资助他的儒商方继仁。饶宗颐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８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又遇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系主任林仰山。饶公不仅学富五车，还精通琴、书、画，不仅精通中英今古文，也精通甲骨文、象形文、梵文、希伯莱文、波斯文等，被称为“国学”领域最后一位“集大成”者。

记者：过去中国人做学问很讲究“家学渊源”，您从家学里面得到过什么？
饶：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个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家学，就没有您今天这样渊博的学问？
饶：是的，我１５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四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如果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国学功底会更扎实。

记者：您本人是不是私塾教育的成功例子？
饶：其实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要做到像王国维那一代人那样的学贯中西，旧学底子很重要，现代学校教育也不可缺少。

记者：前几年北京大学办了“文史哲综合试验班”，武汉大学在去年也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的办了“国学班”，您觉得像您这样的家学有可能在现代的教育方式中获得吗？
饶：文学是最难训练的。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现在的学生写一本书没问题，让他写首古诗却不会写。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国学研究没办法突破。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记者：您被认为是最后一名集大成者，学问以外，古琴和书画造诣也非常深，我觉得这在现代学校的教育中很难实现。
饶：古人治学，琴棋书画都有很大关系，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我对书画的兴趣在很小时候就被父亲培养起来了。现在家庭教育的断层，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熏陶方面几近于零，很可惜。

记者：您作为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有没有人能够继承您这么多的学问？
饶：我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继承我的学问研究，这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不过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非常繁荣，真正做学问的人很多，我不担心学问会中断。但是像我这样做学问的人就不一定会有，因为那么“傻”地去钻研一些连很多专家看起来都觉得无聊的问题究竟干什么？又没有钱赚。

身体是搞学问的本钱。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他第一个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第一个研究《日书》，第一个研究敦煌白画及写卷书法，第一个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研究，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第一个提出把楚文化、吴越文化作为学科名，第一个讲中国艺术史上之墨竹石刻，第一个将《盘古图》的年代推到东汉……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４０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直至可以朗朗而读。

学术只是饶公此生成就双璧中的一半，擅长书画和古琴艺术的饶宗颐在国际享有很高声誉，在１９９３年香港的国际拍卖会上，饶公的书法已是字逾千金，画值数十万元。

记者：您从５岁开始接触学问，到现在８０多年，这过程中会觉得枯燥吗？
饶：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记者：有人曾经把您和清末大学者龚自珍和王国维相提并论。
饶：与他们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４９岁，王国维先生５０岁，以他们５０岁的成绩，和我８７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但龚自珍也的确“火气”大了一点，要不，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学问其实是积微之功，在于点滴之积累。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记者：这么说身体是搞学问的本钱？
饶：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不好怎么行万里路？因为有了强壮的身体，为了研究一个问题，我可以跑到发源地去考察。１９６２年，我第一次跑去莫高窟，当时环境很艰苦，但是乐趣无穷，因为我亲自印证了我所知道的东西，而且受此启发，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

记者：您现在８７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有什么养生之道吗？
饶：我对自己的身体很珍重！珍重，就是做学问时，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会停止；吃东西，饱了就马上停止，自己克制自己。自１４岁起，我学“因是子静坐法”，我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上９时必宽衣就寝。

记者：广州现在准备把“海上丝绸之路”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您是“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首创者，您觉得广州在整条丝绸之路中占怎么样的位置？
饶：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跟我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就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广州应该是这条路的起点和最早的中心，因为秦汉时期这里就有海关，是国家对外的口岸。

记者：现在争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还有泉州、宁波和广西合浦。
饶：广州人要爱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三国、六朝和唐代，关于广州地面的材料有无数之多。像南海神庙应该早点开发，西来初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也应该明晰。泉州的阿拉伯文材料和摩尼教石刻让人一看就清楚。广州始终是整条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如果宣传和挖掘得不够，这个“起点”就会被人家拿走。

记者手记
潮州世家饶家在当地有许多民间传说。如果不是饶宗颐这位享誉国际的国学大师，不再兴盛的饶家现在也许不会有人提起，一如中国各地曾经有过的巨富家族一样。
饶宗颐满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毫不寂寞。他的学问好像与世事没有关联，他的著作里也反映不了时代的背景，读他的诗文画作，更是古风尚在，俨然魏晋之人。其实这正是他的傲人之处，为志趣而做学问，是以为大学问也。饶公说，这可能也是世家的特点吧。
饶公也有学问不能作为家学传承下去的痛感，低调如他，慨然应允我们做这一次访谈，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文化世家的背影。
饶公的小女儿饶清芬女士现在全职帮父亲处理大小对外事务，是饶公的得力助手。采访间隙，陈家祠的潮汕游客争着跟他照相，一群人把他围在中间。饶宗颐规规矩矩地站着，满脸快乐的笑容。女儿饶清芬上前来帮他整理领带，他就仰脖享用。照毕，饶公就背手踱步，远离人群，自己一个人赏玩那些民间工艺品去了。
　
 
 3、感悟大师
著名的汉学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当今中国大师中最具特色的代表型人物之一。因为他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就是连高中都没有读过。他的国学基础，是小时候在自己家中的万卷图书楼中熏陶出来。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大型文史编撰工作。19岁，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23岁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

“大师”必然超越“大家”。“大家”不外乎是某一学科里成绩卓越的出类拔萃者，或者说是学科带头人。“大师”必然是在多个学科（至少是三个学科）里成绩卓越的出类拔萃者，或者说是学科带头人。“大师”，或者是在一个学科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成就者。

3.1、成就“大家”的基本要素
由于大家不外乎是某一学科里成绩卓越的出类拔萃者，或者说是学科带头人。因此，每一个行业里面必然会产生层出不穷的大家。当然，良好的企业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自由并宽松的学术风气，对大家的成长与创新成果极其有利。几百年来，欧美的学术环境是最好的例证。

3.2、成就“大师”的基本要素
介于大师高于大家的特点是要在多个学科里有出类拔萃的成果，因此，成就大师的基本要素必然高于成就大家的基本要素。结合国学大师饶宗颐的成长经历，谈谈自己的观点：

3.2.1天资聪慧
大师，没有一个是不具有高度智慧的。他们天资聪慧，与众不同。不仅智力上，甚至是思维方式或利益取向上往往都与众不同。就国学大师饶宗颐兄弟五人而言，唯有他最聪慧。人们今天从他幼年内心深处特别喜欢读书，从博览群书而寻找知识的雨露和营养、从艺术熏陶中感受自然的大美等方面，可以领悟其中道理。
饶宗颐先生学术历年简编（王振泽/著 ，艺苑出版社）：
六岁，先生开始读古典小说，尤其是《封神演义》等一类的武狭小说。学习用毛笔写字描画，喜欢描绘各种人物，尤其画佛像。
八岁，先生就读于潮洲城南学校。
九岁，先生已能阅读《通鉴纲目》、《记事本末》等古籍，《通鉴辑览》已读竣。
十岁，1925年，先生已能诵《史记》多篇，历阅经史佛典、古代诗歌词赋。
十一岁，1927年，先生读蒋维乔《因是子静座法》，学习每天打座
十二岁，1928年，先生从杨栻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对历代名家作品观摩领会。
十四岁，1930年，先生考进省立金山中学。
十六岁，1932年，先生着手旁搜博采，集佚钩沉，续编《潮洲艺文志》。
十八岁，1934年，先生完成《潮洲艺文志》的补订工作。
十九岁，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居广州，时志馆在文德路，收集方志逾千种，先生得纵览，治古代地理植基于此。
二十岁，1936年，考证潮洲湘子桥史料，撰《广济桥志》。是编载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
二十二岁，1938年，广州沦陷，先生返回潮洲，对古代潮洲土著族畲民进行研究。
二十三岁，1939年，先生以广东通志馆纂修资格，并经詹安泰推荐，受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中山大学迁校于云南，先生应聘前往，取道鲨鱼涌至香港，拟转赴滇，途中深入族畲地区作调查，竟染上恶性疟疾，而滞留香港。在香港协助王云五编撰《中山大辞典》，撰写古籍逐篇提要。
二十四岁，1940年，在香港完成《楚词地理考》一书著述。
……

3.2.2良好的求学成长环境
第一、家教。饶宗颐的父亲既要从事商务，还要从事教务。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大师的成长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在开启幼年的智慧上，是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
第二、学教。上学读书，是与社会进行接触的机会。尽管学校对饶宗颐的教育远远无法达到不了他的知识积累的步伐，但是，接受学校的教育，是从小被社会认可与认可社会的必须途径。中国大陆目前已经有个别这样类似的聪明小孩，不接受学校教育，仅仅依靠家庭教育和自学，但是成年之后在与社会的融洽方面，显得难度很大，进而于学识的增长、生存能力、成果创新等方面都极其不顺。
第三、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是大家与大师共同的特征，也是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特征。
第四、自学。这是“大家”、“大师”与众不同的地方，凡成果卓越者，大都自学能力特别强，在喜欢的课题或领域里，兴趣与钻研劲头十分强烈。没有过硬的自学能力，是无法取得一流业绩的，这个规律早被各行各业许许多多的“大家”、特别是“大师”们的故事所揭示。

3.2.3 自学的基本条件
一个人来到在世界上，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因此，衣食无忧，百卷可阅，群书可览，感兴趣的课题可探，这无疑是自学的最好客观条件。

3.2.3 丰富并扎实的知识基础
扎实的知识与广阔的知识面，开放的思维模式，是成就事业的坚实基础。饶公渊博学识的基础，来自自幼以后长期的博学与积累。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 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上正规的学校成了“副业”，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很广的阅读范围。我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但我是很小就经过了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个是不受限制地读书，广泛积累的基础。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因此，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了。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我早年念《史记》，背《史记》，有好几篇我今天还能背出来，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我当年也是背的。《资治通鉴》，因为年龄太小还看不懂，我就看《纲鉴》。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年，我都能够知道，先后不会搞乱，这个史学基础，我很早就打实了。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
   
3.2.4伯乐的提携
“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

3.2.5善于思考的头脑
善于思考的头脑，往往体现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面。比如：“饶宗颐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宗匠。同时，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整个二十世纪，一般知识人都觉得一定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派』与『旧派』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种焦虑与困惑。他的世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没有裂罅。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与香港一地有极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这一范式所树立的标格，将对于未来的中国学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3.2.6 严谨并持之以恒的治学风格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着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  ”

3.2.7 大师往往与国际有交流
一是学习其他人的长处。“ 几十年中，谁对您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饶公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二是研究世界前沿课题。“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三是广泛交流。“作为一个国际著名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饶宗颐先生的足迹踏遍五大洲，从事讲学、研究和文化交流。66年来，教授、研究员及院士之类的头衔有几十个，他任教、受聘的都是国际上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除香港和内地大学之外，他还在新加坡大学、法国科研中心、法国远东学院、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讲学或研究，先后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和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授予人文科学博士学位，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由于饶宗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1962年便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自此之后荣誉更是接踵而来；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勋章，香港外文学院艺术家协会授予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和国学大师的荣衔，2000年中秋节前夕，被香港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    为表彰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上的独树一帜，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的活动中，颁授其"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常书鸿、敖文杰、邵逸夫、季羡林、日本的平山郁夫、台北的潘重规等7人。”（摘录于：《 饶宗颐传记 》 http://www.chaoren.org/crzj/raozongyi/zjdmx.htm）

3.2.8良好的学术环境
良好的学术环境无疑对学术的研究、创新、发展、以及展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饶公恰好获得了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比如：“由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特殊时代因素所造成的闭关锁国状况，尤其是文革十年动乱对于中国文化的疯狂践踏，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成就与活力。而这一段时期，正是饶氏学问生命的精进期，也正是他成长为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多的桥梁人物之一的时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饶宗颐发表《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伦敦所藏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以至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在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史中，饶宗颐是一个重要的开风气的人物。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必资延续下去的话，饶宗颐的学术位置亦将因此而显出其重要意义。”

再比如：“1952年至1978年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是第二阶段，代表作是《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饶宗颐集林史林》及《文辙》等。这是大放光彩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正是钱仲联先生所谓“通域内外为一杭”。这与饶宗颐居处香港，得其广结道缘之方便有关，更与其勤于走路、勤于访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集材料的治学精神有关。”（摘录于：《 饶宗颐传记 》 http://www.chaoren.org/crzj/raozongyi/zjdmx.htm）

4.结语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无疑是一个极具历史特色的人物。大师往往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学术土壤里土生土长出来的。正如饶公自己所说，是被“熏”出来的。
通过饶公之外的其他一些案例，可以帮助人们对大师的成长特点进一步认识：

 4.1、“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

4.2、作家不是“作家班”培养出来的 （马承钧 /文）
笔者有位朋友立志当作家，8年前考上湖北某大学“作家班”，欣喜若狂，大家也恭祝他心想事成。可惜从此不闻音讯，更甭说在出版物上拜读其大作了。看来，茅盾先生的话“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不无道理。
最近又有消息称：国内首家以培养作家为己任的文学写作硕士点——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班通过审批，明年起将面向全国正式招生，这个“国内首个文学写作最高学位授予点”将是培育“硕士型作家”的摇篮云云。

文学史上确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曹禺、冰心、钱钟书和巴尔扎克、歌德等等，但他们大多所读并非文学，而低学历甚至无学历的文豪，却大有人在。语言大师老舍先生并无大学文凭，却跻身大作家之列；当代文坛大腕王蒙，坦言“真正学历只念到高中一年级”；自称“行伍”出身、没正经念过书、13岁便独自“讨生活”的沈从文，也靠自学成就一代大家……

我无意嘲弄高学历，只想说文学不同于理工、医学等其他学科，不啻需要理解课文和刻苦钻研，更需要独特的悟性和潜质——即别具一格的个性、感性与灵性，靠死读书只能培养学究式的书呆子，绝难造就真正的作家。写作是个人情感、才智和自由思维在特定时空下迸发的结晶，正所谓“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没有“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功力，即使拿个文学博士学位，怕也难圆作家梦！（摘录于《工人日报》 2006年12月1日)

通过国学大师饶宗颐的学术人生历程，以及另外两个故事的补充，我们不难看出，大师需要培养，但是大师又恰好不是能够培养出来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良好的学术环境、良好的文化交流，是熏陶与成就大师必需的土壤。

然而，那些把“学术研究与探索发展”据为某一类人所独占或私有的观念，那些把“学术研究与探索发展”中的艰难险阻的过程，一味地打成“伪科学”的言行，无疑都是时代的悲哀。

大师是一座座闪光的丰碑。高山仰止，我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非常弱小、非常笨拙，甚至连渴望扩展思路想多写些文字的灵感都难以找到。无论怎样，面对大师，我们还是要鼓足勇气、扎实信念、努力奋斗。

                                                                                          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于中国衡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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