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经济学家们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的学术良心成了质疑的焦点。
这其中，茅于轼成为少有的没有受到道德质疑的经济学家。曾经有人为华人经济学家排座次，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茅于轼，排在第二位的是张五常。有好事者拿着这个结果去询问张五常时，他很惊讶：“我排第二？”但对排第一位的茅于轼则心悦诚服：“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自视甚高如张五常之类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家敬重茅于轼的学术成就，但更为敬佩的是他的道德风范——何帆相信，茅于轼的名字会被日后撰写的中国经济学说史记取；钟伟称他为“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王建国则尊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盛洪在纪念茅于轼70寿辰的文章中，更是赞誉道：“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
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叔孙豹的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实，对中国老一辈子的知识分子来讲，还曾面临着比上面三种层面更为“初期”的阶断——立命，也就是生存的问题。
77岁的茅于轼用一辈子在立命、立言、立功、立德这四者之间前行，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
这其中，茅于轼成为少有的没有受到道德质疑的经济学家。曾经有人为华人经济学家排座次，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茅于轼，排在第二位的是张五常。有好事者拿着这个结果去询问张五常时，他很惊讶：“我排第二？”但对排第一位的茅于轼则心悦诚服：“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自视甚高如张五常之类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家敬重茅于轼的学术成就，但更为敬佩的是他的道德风范——何帆相信，茅于轼的名字会被日后撰写的中国经济学说史记取；钟伟称他为“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王建国则尊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盛洪在纪念茅于轼70寿辰的文章中，更是赞誉道：“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
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叔孙豹的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实，对中国老一辈子的知识分子来讲，还曾面临着比上面三种层面更为“初期”的阶断——立命，也就是生存的问题。
77岁的茅于轼用一辈子在立命、立言、立功、立德这四者之间前行，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
文革中的一名“老运动员”
茅于轼出生于金陵世家——父亲是中国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著名铁道工程学家茅以新，而二伯父茅以升就是那位写进了中学课本里的著名桥梁学家。
子承父业。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茅于轼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做了一名火车司机。因为努力上进，，很快就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他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的研究工作。
茅于轼的噩梦从文革前就开始了。那时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的茅于轼，业余总爱思考一些与经济、政治有关的问题。1957年春，在“大鸣大放”风气的激荡下，他曾在一些公开场合“鼓吹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在随后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被认定为右倾言论。本来茅于轼还够不上右派，但因为每个单位右派分子必须要达到5%的标准，茅于轼就这样戏剧性地“填补了空白”。
据茅于轼夫人介绍，此举还有“杀鸡骇猴”的意图——茅于轼被打成右派，对在同一个系统并位居高位的父亲茅以新（时任铁道部某局副局长）和伯父茅以升（时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是一种变相的打压。
成为右派后，茅于轼的工资从133.5元降到了100元，不允许再担任课题组组长，原来出的书在再版时也不能再用自己的名字了。
直到一年后，茅于轼右派的帽子才给摘了，但紧接而来的是三年饥荒。1960年，茅于轼来到山东藤县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并差点被饿死。茅夫人介绍：“当时每顿喝的是稀粥，七两米放八斗水，稠的都在底下，但他太老实，总是在上面捞，结果每次都吃个水饱，夜里撒泡尿肚子就全空了。有一段时间，他全身都浮肿起来，实在饿得不行，只得去田里捉蚂蚱烤着吃。”
困难中弥见真情的珍贵。1960年那次下乡接受“劳动改造”时，他住在某个农村大妈的家里。这个大妈看他饿得全身浮肿，连鞋带都系不上了，于是有一天偷偷地烙了一张饼，搁他被窝里头。这让他至今充满感恩之情。“3年饿死了2千多万人，我们应该认真检讨。”差点成为其中一员的茅于轼，谈到这里时很是痛心。
茅于轼戏言，自己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已经成为一名“老运动员”——社会上一开展运动，他就被拖出来挂牌批斗。
1966年8月23日，茅于轼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红卫兵第一次来抄家的日子。茅夫人推测，第一次抄家还是与公公茅以新有间接关系：“公公是党外人士，却享受副部级待遇，工资高达300元，这让同居一个大院的其它一些老干部心中很是不满。文革开始后，一些单位的人叫来了红卫兵，对他们说，茅家是大资本家，赶紧去抄，不然金银财宝马上要转移了。但抄完了，红卫兵说，什么资本家？没有房契、没有股票，也没有钱。最后只是把我们的东西给封了起来。”
一看没达到目的，那些人在一周后又叫来一帮人，把茅于轼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拉走了。“当时全家连洗换的衣服都没有，小孩也没有尿布，他脚上就穿着一双破鞋，走路跟都掉了。”茅夫人回忆道。
当时住在王府井附近的茅于轼，对那段日子充满了恐惧。“那时是红色恐怖时期，打死不少人，新东安市场每天都拖出死人来。”有一天，茅于轼和父亲去扫街，不知道从哪里冲出一批人来，举起皮带劈头盖脸就打。茅于轼的夫人则被剃了个光头，母亲也被剃了个阴阳头。正在此时，来了一批“联动”的人，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把那些打人的红卫兵赶走了。茅于轼庆幸，“他们如果来得不及时，说不定当场就给打死了。”
为了防止这些“坏分子”“危害社会安全”，不久后，茅于轼被从北京赶到大同去劳动，60多岁的父亲也被赶到甘肃、河南等地去烧锅炉。
幸运的是，下放到大同的某个工厂后，他受到了工人们的普遍尊敬，没有再遭遇过非人的待遇。后来，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他有限的工资养活全家有一定困难，这时有人默默地帮助他们，拿些翻译的工作给他做，这样一个月可以有30元左右的补贴……
茅于轼把人分为三种：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我是后知后觉，我从1957年就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了，在当时有些东西太不正常了。”
文革带来的最大遗憾，是10年时间的荒芜，这让茅于轼很惋惜。但他很坚定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忏悔的地方，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损人利己的事”。
成为经济学家是“意外收获”
无心插柳柳成荫。文革给茅于轼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就是让他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最宝贵的时间给耽误了，但庆幸的是，我还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茅于轼说。
70年代初，他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认识到经济学是要研究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而他深厚的数学修养更使他一下子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开始潜心构造自己的经济学世界。
“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1979年，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概述地说，就是：一种要素投入在不同的用途之间分配的时候，要考虑让各种用途的最后部分产出均等，才能达到总产出最大。择优分配原理既可用高等数学来表达，也是家庭主妇如何安排生活、在收入约束下使效用极大化时所遵循的原则。
虽然德国人戈森早在1854就在其《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一书中探讨了人在追求最大幸福的过程中如何将时间分配于各种活动，而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其成果就是用线性规划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利用问题……但对当时处在闭塞环境中的茅于轼来说，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和敏感单枪匹马闯入了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区域。而且，茅于轼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普遍意义，将它作为构建微观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于是微观经济学可以直接表述为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并最后导出了集微观经济学大成的一般均衡理论。
1981年，他开始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从来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一系列的思考。比如为什么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必然失败？茅于轼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价格信号的混乱”；投机能否创造财富？茅于轼的回答也出奇地简单：投机可以调剂商品在空间或时间的余缺，增加它们对人的效用，所以投机能够创造价值（财富），投机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于提前揭示了生产要素的未来价格，可以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但在当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而茅于轼学习的是所谓“西方经济学”，所以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压力。所以一直被“经济权威”拒之于门外。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先后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和经济研究所，但都遭到了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科班出身的。
直到到1985年，他才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研究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茅于轼自称，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的10年，是他进步很大的10年。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一直在思考：“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这些思考的结晶，最终变成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茅于轼的经济随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推出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以自由》等。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于1999年获ATLAS基金会颁发的该年度AntonyFisher国际纪念奖。
有专家如此评论茅于轼的经济研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择优分配原理，而这个原理的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自然公理，它们的定义和推导都有严格的数学关系相对应，所以极为可靠。由此出发，他的观点沿着逻辑理性和生活经验不断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严密、清晰可信、自然贴切、极富原创精神和现实色彩的思想体系。”
做几件有益于社会的实事
虽然在经济学领域中，茅于轼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但令他生命绽放出最灿烂光彩的，却是他退休后这10几年时间。
茅于轼介绍，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其中牵扯精力最大的就是和盛洪、张曙光等人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水平高、有创见的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做到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过10年的努力，成为影响巨大的民间研究组织，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长充满慷慨，他说：“总体来看，天则所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个过程看似自然，其实极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像是在走钢丝。”
天则经济研究所能走到今天，没有中途“夭折”或被铜臭味所吞噬，这和茅于轼一直坚持的两条原则有关：首先是保持独立性，做真正是社会关心并且有益于社会的事；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也正因为茅于轼所领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做出的卓著贡献，国外学界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开始真正注意并承认茅于轼。
也许是经历了历次运动，让茅于轼有机会深入接触底层社会，对普通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让他在学术研究之余，一直考虑着如何用自己的所学为这些人做些事情。所以在负责天则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同时，茅于轼开始默默无闻地做着另外两件事情：在山西吕梁山区的水龙头村尝试开办扶贫基金；在北京通县创办保姆学校。这两件事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早在1992年，茅于轼通过夫人向希望工程捐了200元钱，这笔钱最后汇给了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一年级小学生韩利平，他的老师雒玉鳌于是给茅老写了一封感谢信。接下来，茅于轼和夫人又从薪水中又拿出钱来先后资助了薛艳兰、张利花和韩海勤等几位小孩，但这样做并没减少山区的贫困，雒老师的求援信却在一封封增加。
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力量，是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么多问题的，但茅于轼没有选择逃避，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积极面对这个难题。他想到了为村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办法。“我是搞经济学的，遇到问题自然很容易想到用经济学的办法。农民有的是劳力，缺的是钱，有了钱他会拿去治好病，给小孩上学，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买生产资料。钱在农民手里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能再变成钱回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1993年 5月，他在山西吕梁山区的水龙头村尝试开办扶贫基金，由雒玉鳌老师等专人管理，向村民提供贷款，用于上学、就医、买种子化肥和生产资料等等。从茅于轼最初投进的1500元开始，到现在已经扩大到30万元左右。10年来，这些小额贷款的还贷率达到98％，农民使用基金从事生产的回报率高达100%。
雒玉鳌老师曾在一封信中具体地描述因此带来的变化：“村民曹乃元用基金治好了多年治不起的青光眼；基金会的出纳韩育峰不仅用基金治好了妻儿多年的精神病，而且开了家药铺，到年底还有了盈余；村民薛德平从基金中借贷2000元，在镇上开起小卖部，周转资金滚到一万多元，家里还买了电器、家具；茅老对教学非常关心，时常寄小报和各种参考资料来，同时要求老师每天领学生说普通话，说礼貌用语：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还出资奖励普通话竞赛的优胜者……”
在使用这笔扶贫基金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做保障，因此，诚信对于这笔基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诚信二字，怕是这笔基金早已不存在了。当地村民对诚信二字十分重视，在2002年，把这笔基金成立的日子命名为“诚信节”。
2002年3月，茅于轼和汤敏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农村女孩，把她们介绍到城市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他们入学时可以不交学费，等她们上岗做了家政服务员后，以工资分期付款的形式偿还学费。
现在，“富平家政学校”的学员在供不应求，它的学生不仅能确保在北京找到工作，而且还能拿到家政市场上最高水平的工资。但两位经济学家的“野心”不仅是办保姆班，他们还想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等，只要是能让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当办学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将实施下一个实验目标：教育融资。他们设想，到时可以动员银行来投资，给想进城的农民发放培训贷款。
茅于轼的这个想法一旦得到实现，将会是改变千万个农家子女人生命运的重大机会。“富平家政学校”的校歌这样唱道：“我们从遥远的山村走来，来到这令人神往的地方，这是我人生光辉的起点……”
谦和质朴、不以善小而不为、坚持用科学的精神来办事……这些成了茅于轼人格中最光辉的品质。
一视同仁地对待富人和穷人
在2004年8月的一次论坛上，著名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做完即席发言后便扬长而去，不到5分钟后，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竟然说出了一句让众人颇为意外的话：“向潘石屹先生伟大的同情心表示感谢！”
茅老解释道：刚才两人在台下时坐在一起，可爱的小潘同志经过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搭桥”，竟然一口应承要捐给茅于轼正在筹建的扶贫基金会捐款100万元人民币。
其后，茅于轼进行了旗帜鲜明的主题发言：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有几分激动地说到：“我们现在有一种理论，说企业家有原罪。我认为这个理论非常有害，它是一个清算的理论，是准备要清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好不容易有25年的平稳，如果再搞一个清算，前途就完了。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间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我们要保护富人！为什么要保护富人？因为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富人，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富人了，就变成穷人国了！”
知情的人知道，茅于轼当时说这番话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当时的背景是：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做了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次对民营企业家的质疑甚至声讨，而众多经济学家也因为被质疑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因为发表了维护企业家的言论而被网民们骂得狼狈不堪。
此时，茅于轼的言行出现了让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矛盾——似乎他默默无闻地在为穷人做事，却声音嘹亮地为富人说话。比如：他认为，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确实有问题、有泡沫，但是房价高不能怪房地产商，“因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他觉得，进一步提高学费其实对穷人是一件好事，这可以让富人的钱通过贷款或者资助转移投入到穷人身上来；他坚持，“我不赞成抵制日货，买日货对自己有好处”；他甚至在2006年4月公开发布文章，为在争议中首当其冲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辩护，说“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
这些言论毫无疑问会招致不少人的非议。对此，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来看。我们承认，从整体层面上来看，企业家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的功臣。同时，为那些赤贫的人募集上100万的善款，向“潘石屹先生伟大的同情心”表示100万次的感谢都不为过。但把“中国改革的功臣”与某个具体的人划上等号，显然难以让人信服。100万之巨恐怕买不到这个“＝”号！在商人们善举和豪言的背后，我们不应该放弃警惕：他们逐利天性驱使出来的罪与恶！
但即使是最苛刻的人，也只是叹惜茅于轼“有点糊涂”，却从没有人对其人品产生丝毫怀疑。首先，他为市场辩解、为富人辩解，是缘于他一惯公平、公正的思想，认为富人和穷人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厚此薄彼或薄此厚彼都是不正常的，他担心彼此对立进行清算，会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其次，对于造富广大穷人的扶贫基金，无论是潘石屹捐出的100万，还是张维迎捐出的10万元，或者另外哪个人捐出的哪怕一毛钱，他都从心里深处认为这是一种伟大之举。他觉得，那次唱着高调骂人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往往远远不及潘石屹、张维迎这些被骂的人。
茅于轼的真与善，是这个社会值得珍惜的宝贵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