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璋柯在北大《三峡好人》放映完毕之后，意味深长的说：“看着影片中的情节，我突然感到了陌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奉节的生活情景，我们真的是善于遗忘的族类。”而在我看来，忘记过去甚至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也是最无耻的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最终导致对当下认知的阉割。
我们的电视里，形势被描绘的一片大好，哪怕是有舆论监督,群众喉舌之称的《焦点访谈》也避重就轻温文尔雅；我们的影院里是脱离现实的虚幻，张艺谋、陈凯歌玩转商业大片，那里的生活和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期刊杂志上整天讨论的是一个中国的时代，讨论的是富豪们怎么得到第一桶金，而这种媒体也在飞快的趋向娱乐化……因为愚弄，我从来不认同他们所称为的最好的时代，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中，在这样一个概念化的时代中，我们甚至无法确切感知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其实对于他们宣传的这个世界，我一直半信半疑——他们(比如刘云山们)为这个时代歌功颂德，但是我的眼睛看到：我的亲戚朋友是怎样的困窘，我的老家是怎样的破败，我走过的世界是怎样和上海、北京迥然而别……——有太多的人参与了这场欺骗，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信以为真。
我们嘲笑平壤的奢华和其他朝鲜地方贫困的反差，我们嘲笑他们很多地方甚至无法实现土豆的充分供应；我们怀着庆幸的心态言谈非洲的难民和印度的贫民窟；……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嘲笑过自己？新华社的记者没有嘲笑过自己，中央台的主播没有嘲笑过自己，我们都认为自己国度没有这种问题，如果说有这种问题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然而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资本到底在哪里呢？
是中国经济的所谓蓬勃发展么？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对于中国十三亿人口来说，大多数人究竟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得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像他们宣布的那样幸福和快乐，我们是不是获得了他们所言称的物质财富。中国的消费能力一直不低，但是这种消费毕竟是少部分人带来的，更多的人在这次物质消费盛宴的狂欢中被扫地出局，我们有什么资格骄傲；那么是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面辉煌？因为
即便在北京、上海这中都市中谋生路或者生活达到了小康大康的人来说，他们谁敢说自己的姑舅弟弟、叔家哥哥没有在社会底层挣扎。实际上中国社会的主体还是他们。我们中有的人，因为依附体制而衣食无忧，因为胆大妄为利益熏心而获得第一桶金，因为出卖良心获得钱财，然后他们转身忘记自己生存时代的恶劣，他们为这个时代津津乐道高声叫好。我称他们是没有人子之心的人。
而且尤其可怕的是，凡是有话语权的人几乎都最大程度上参与了改革成果分配，他们在一次次利益的狂欢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所以遵照体制的安排，配合某些领导的谆谆善诱，他们把这个时代描写的天花乱坠，他们不愿意秉笔直书历史。从新华网从人民网甚至从搜狐新浪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充满活力洋溢风采的时代。至于更多的下层人物的表情，至于更多的民间风雨，没有人愿意关注。
《三峡好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来自民间最本真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历史记录（或者说描述）太少。时间在静静的流淌，底层民间在悲情的讨生活，记录历史的机器却在空转，没有录像带或者镜头盖子根本没有打开。未来我们在叙述我们经历的时代的时候，必然也像《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按照官方的记录整理，对民间的关注几乎为零。写作非常投机取巧，对民间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形态缺乏深入分析和描述）一书写作一样陷入尴尬，我相信凌志军现在依旧没有办法把过去若干年历史讲清楚，因为即使在当时也没有能够客观的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PS ：今天晚上，在北大看了《三峡好人》。内心感触颇多，写了以上文字。
对于三峡移民来说，他们经历的物质生活的转换和精神世界的变迁无疑是他们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但是我们从主流媒体上只是看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大力配合，他们内心中的苦痛和悲伤永远随着高起的水面而埋葬在一群人的记忆中。即使有《南方周末》当初的杯水车薪的组稿策划，即使有今天震撼人心的《三峡好人》，我们知道的真相也不过是坐井观天中的一角天宇。
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我们接受并认可的一个超越现实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