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从黄禹锡的造假中汲取哪些教训？

汪 应 果

近来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造假活动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这件事影响之恶劣、手段之卑劣，都是科学史上所罕见的。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

首先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这一事件在韩国出现的原因。我以为西方分析人士的话是对的：这是被韩国特有的文化所决定的。作为一个蕞尔小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大的痕迹，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世界级的人物，按道理讲，这也没有什么，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小国家都是这样，人家的日子过得也很好，只要是国民素质高，就仍然在整个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但韩国不同，由于上世纪中叶我国大搞农民乌托邦式的错误国策，让周边国家钻了一个大空子，一下子冒出了一个“亚洲四小龙”来。关于这一点，李光耀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曾说过，如果中国当年是在搞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新加坡的机会。正是中国的错误（当然也加上四小龙人民的勤奋），造成了他们在短期内取得了飞速的繁荣。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头脑清醒也就罢了，但韩国人民我以为是患了一种“集体狂热症”，以为癞蛤蟆鼓肚子就比天还大，以为窝窝头反过来眼睛就最大，一下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干什么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于是端午节成了他们的了，于是中国的东北也成了他们祖先的了。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迫切地需要制造一个民族的偶像，他一出现，立刻就能够让韩国站在全世界科学的顶峰、前沿。不是有句话吗？你想有个撒旦，撒旦就站在你面前了，于是黄禹锡就应运而生了。由于历史上中、韩两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机缘，我们都同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因此中国老百姓对韩国人大多都很有好感。但后来我看了网上的一个帖子，才知道我们对韩国人的友好感情有点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了。帖子好像出自一名韩国女孩子的手，内容是在一次安排在中国进行的韩国与非亚洲国家的足球赛场上，中国的观众拼命地为韩国足球队助威加油，于是这个韩国人就奇怪地问周围的中国观众，你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替韩国加油？中国人告诉她说，因为我们都是亚洲的球队，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胜利。我想这个回答没有什么不对。但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回答却引来了这名韩国人的十分地不满，她愤怒地质问道，我们韩国就是韩国，跟亚洲有什么关系？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取得了富裕，你们中国有什么？我们的足球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们中国足球队自己不争气，总要凑着我们韩国干什么？意思是我们在占他们的光。说实在话，这个帖子令我大为震惊，我才明白了韩国人的自我狂热、自我膨胀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狂热就要受到惩罚，狂热就要受到历史无情的嘲弄！我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北朝鲜也出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他们的科学院出了个好像叫做金圣汉的人物，说他一下子解剖了中国经络系统，于是什么“圣汉球”、“圣汉体”纷纷亮相，着实把我国的中医界吓了一跳。 那时单位还组织过学习，说，看看，人家高举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硬是把这个科学尖端都攻克了！后来一看，原来都是淋巴结。我重提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民族一旦陷入自我膨胀，就要犯错误、闹笑话，不论是南北朝鲜他们都有同一个思想基础，这是不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的，这是被共同的民族心理所决定的。

邻居家出了丑，我们不应幸灾乐祸，如果是聪明人，就应该从他人的错误中赶紧汲取教训，以免自己重蹈覆辙。我以为，我国的情况十分不容乐观，我们必须从下列几方面去认真汲取教训。

一、必须让国人深切地认识到浮夸文化、浮躁心态的危害，铲除学术腐败，持续地批判学术界种种的不正之风，继承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淡泊名利、埋头苦干、维护“公器”神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等优秀的文化精神。

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首先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的文化心态跟韩国的十分相近，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还不如他们。韩国人是犯了小国急于求成的错误，我们虽是大国，但我们穷得太久了，个个都穷得“猴儿急猴儿急”的。因此整个民族在心态浮躁上比韩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中国的学术界，现在有几人在认真地埋头做学问？院士、教授头衔的泡沫化，他们的论文剽窃成风，一些学者并没有发表多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就动辄让学生以“大师’来称呼自己，更有一些年轻人刚刚毕业不久就急于炒作“美男作家”、“美男教授”，所写之文章可以信口雌黄，完全没有任何学术根据，一切“凭着感觉走”，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一点不需要论证，所以文章、书籍都出得贼快，号称“多产作家”。这样一些人正在成为我们学术界的主流，他们不仅误人子弟，而且还将给整个民族的教育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危害甚至可能会超过“文革”的破坏性。因为“文革”只是使人愚昧，而这样一批学者的作为将彻底颠覆、摧毁我们整个民族的价值体系，把神圣的学术殿堂变成庸俗和卑鄙，整个民族的道德标杆将荡然无存。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有的明知某些“学者”在胡说八道，但看到这个人很会炒作，所谓“有人气”，就不惜出卖学术良心去为他吹捧，给他出书、出文章，目的就是想打开媒体的销路。我之所以说我们比韩国人还不如，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为着自己民族的自豪感、自尊心去做“集体发烧友”，而我们这些人却连最起码的羞耻心都没有了，有的就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抵制这种腐朽文化，我们的民族应该是比韩国人有着更为有利的条件，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很好的文化遗产。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真正有大学问、大作为的学者、作家，都是习惯于默默无闻的。我们有这个宝贵的传统。试看老、庄，孔、孟，他们哪个不是坚守着“富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准则？就说老子吧，真正是惜字如金，平生只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然而字字珠玑，永存于世。这比起我们今天的“编书等身”的“特级教授”来，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再说李白、杜甫、曹雪芹、施耐庵、蒲松林等等，哪一个是生前显赫的？又有哪一个不是生前潦倒、窘迫的？难怪毛泽东要说，我国历史上状元多到不计其数，可是有几个人能流传后世？他们的姓名我们又有几个人能记得住？同样，今天我们的院士、博导、教授们，你们的名声又能留多久？大概在你们去世之前人们就把你们忘记了吧。我想我们应该记取古人的这种人生智慧，做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这才是大智者。

　　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点是很值得发扬光大的，这就是对于“公器”的严肃责任心。所谓“公器”者，“名位、爵禄”之谓也。庄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注曰：“夫名者，天下之公用。”《旧唐书.张九龄传》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名，职称、职位，荣誉称号等等，都是全社会的公共资源，是你服务于全社会的工具，器具，不准用它来为个人所专有，今天你有这个头衔，职称，官位，你就要真正用它为社会服务，不能谋自己的私利，而且这种称号每个人也不允许多佔，否则你就不可能好好服务了，试问，哪有一个人能够同时使用十八般兵器的呢？这就是“不可多取’的意思。这个文化传统有多好！有多优秀！可我们今天呢，背叛了祖宗的遗训，有的人名片上“公器”印了一大串，多占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领导也以某人的头衔“公器”之多寡来衡量这个人的政治的、学术的价值，简直是数典忘祖，最大的背叛！全社会应该“击鼓而攻之”！

　　二、必须改革我国的学术体制。我们的学术机构都是由官方组织领导的，缺少民间的监督，缺少透明度，缺少科学的评估体系。特别是滥用“公器”的现象，使得“公器”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必须看到，今天全社会的学术浮夸之风，是与国家的学术体制的推波助澜分不开的，在这方面，可以说起了不少消极的作用。举例来说，国家搞一个院士制度，他们的评估科学吗？公开吗？有的人为争得这个“公器”，不惜用公款贿赂，我所知道的某一所大学的某人，曾为此花了学校二百万元以上的资金去搞攻关，而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也乐得干违规的事。前些日子，有一批院士们提出废除院士制度，我认为这是有学术良心之举，但这意见似乎并未被领导所采纳，我们不得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我在文章前面说，我们的情况比韩国更差，还指的是他们的民间监督的力量毕竟比我们还要强得多。这次造假事件的被揭露，还要归功于韩国MBC（文化广播公司），正是该电视台的深度调查栏目《PD手册》历时近半年，深入采访，才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迫使黄禹锡不得不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自己下属研究人员捐献的和Mizmedi医院在付了“补偿金”后得到的卵子。而如果换在我国，大概就会被某些主管部门给压下去了。所以说，制度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

　　黄禹锡的事件毕竟不能代表韩国的全部，那名女韩国学生的话也不代表韩国的全部。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亲和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在日伪统治下，许多韩国少女流落在中国，处境十分可怜，中国人用无私的爱支持了他们，让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抗日军政府，这段友情我很珍惜，我特别对韩国的女性由衷地钦佩，她们顽强，勤劳，总在默默地奉献，我们中国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让黄禹锡的事件作为我们共同的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