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刊记者 刘建辉）
自由和宽容并不一定意味着繁荣和稳定，有时也会带来混乱和极端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革命先烈们也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而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一直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笛卡尔曾经在这里避难，斯宾诺莎在这里语出惊人。这里是一个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乐园，这里还是《宽容》的作者、著名作家房龙的故乡。而现在，荷兰给外界留下的这一印象受到了挑战。
荷兰著名画家凡·高的侄孙，著名电影导演特奥·凡·高
特奥·凡·高被杀害后，荷兰出现了零星焚烧清真寺和学校事件。媒体和政客都做出了强烈反应，一时谴责声不断。
向来以宽容和自由著称的荷兰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荷兰社会怎么了？
被打破的秩序
有人说，特奥·凡·高的遇刺、女议员阿里的被威胁以及在此之前2002年右领袖皮姆·福纯（Pim Fortuyn）的被暗杀，标志着伊斯拉谟和斯宾诺莎所代表的荷兰已经成为记忆。那时的荷兰社会井然有序，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能包容于此。
过去的40多年中荷兰经历了一个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文化与性解放运动，同时国民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前者根源于荷兰社会蕴藏的宽容特征，而同一时期穆斯林移民大量增加既是后者的原因也是一个结果。这两种势力在经过最初的和平共处后，过去15年中逐渐地产生抵触，抵触情绪的逐渐积累最终引发了悲剧。
荷兰社会过去的宽容建立在权力和等级的基础上，这也是社会保持井然有序的原因。这种秩序在过去的15年中被逐渐打破后，现在的荷兰社会的宽容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咖啡店里卖大麻、男警察留着长头发，电视里播放全裸画面，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也能靠政府资助过上舒适的生活……
另一方面，摩洛哥等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荷兰，他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操着磕磕绊绊的荷兰语，当他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时，留给他们的是惊讶和长时间的不适应。实际上，他们进入了这个国家，但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被这个社会接纳。大多数荷兰本土的人仍旧紧守着条律严明的加尔文主义价值观，这与外来移民的价值观往往格格不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经济增长的放缓，荷兰对移民数量的需要在减少，但是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并没有被要求返回他们的祖国。取而代之的是，荷兰政府和社会给了他们不错的福利，甚至允许他们的家人来荷兰与他们团聚。自此以后，在荷兰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周围就形成了一些新的移民社区。
就这样，荷兰作为一个宽容社会所依赖的机制慢慢地被打破平衡。一方面政客、艺术家、媒体仍然固守着荷兰的传统信仰；另一方面，在穆斯林的聚居区，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和就业困难的增大，对社会的不满在慢慢积累，特别是新来的移民和年轻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好。然而他们还发现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在和正统的伊斯兰教义发生冲突，这些年轻人感到失望、被疏远，也很生气。荷兰的媒体和政客过去并没有讨论移民问题和伊斯兰宗教问题的传统，因此很多隐藏在社会中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揭示出来，也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
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碰撞时很容易产生激进的思想。皮姆·福纯就是具有极端思想的一个人，他常常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右翼激进派。他在个人自由方面是个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标准和价值观方面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是个同性恋，但是他引以为荣。他对来自穆斯林聚居区的对同性恋的憎恶表示反感。像他这样的人在荷兰并不少见。他虽然是个特立独行的同性恋，但他又是个政客，是更多异性恋者的代言人。2002年他被暗杀前已经成为下一任首相的热门人选。
特奥·凡·高是个艺术家同时也是个评论家，他为报纸写过专栏，专门揭发隐私。最近几年，他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移民问题和穆斯林问题上。他的文章虽然文笔不错也不乏幽默，但是经常有一些过激的言论。穆斯林移民中的一些思想同样激进的年轻人非常不习惯他的风格。终于，
难以消退的影响
对这个年轻人的审判还没有结束，一些荷兰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恐怕要许多年才能慢慢淡去。有些选民已经对荷兰的一些政党表示出了怀疑，认为他们无法处理好国家事务，特别是移民事务。
荷兰的外来移民群体仍在扩大，尽管速度并不快。荷兰内政部长Johan Remkes2005年7月曾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荷兰境内有20多个极端团体，他们都有可能使用暴力。他还说，这些团体中有女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在2005年7月的早些时候，荷兰警方逮捕了一名十七岁的外族裔少年，警方在他的家里发现了自制炸药。4月份还有一位摩洛哥裔的年轻人被指控意图攻击政府大楼、机场和议会。在特奥·凡·高遇刺之后，除阿里之外，有多位议员都收到了死亡警告，警方不得不对他们实施严密保护。
最近荷兰的一家广播公司RTL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人认为国家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变化。77%的受访人认为本土荷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应该增加接触和对话，他们认为这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但是一个现实情况是，讨论大多限于本土荷兰人中的批评者和辩护者之间，而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对于这场以他们为中心的讨论参与得很少。
在特奥·凡·高的周年忌日到来之前，在警方的严密戒备下，一场关于穆斯林的讨论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荷兰左翼思想家保罗·舍夫（Paul Scheffer）认为，欧洲的穆斯林人追求宗教信仰自由天经地义，但是他们在追求自由信仰之时，也不应该干涉别人自由。类似的言论在荷兰的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批评者说他们这样做主要是想让穆斯林参与到的主流社会中来。
但是穆斯林社区的反应却恰恰相反，外界对他们的一些负面看法不但没有激起他们参与讨论，反而让他们更加退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在一些城市中，穿传统服饰的穆斯林人有所增加。一些妇女故意穿起传统服饰抗议政府禁止她们戴头巾和面罩的提议，男人们则蓄起胡须，有些人还把自己打扮成拉登的模样。这看上去像是无声的抗议。
著名的埃及伊斯兰改革倡导者Tariq Ramadan说：“大多数穆斯林人认为他们被错怪了，他们不想杀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他同时认为荷兰的穆斯林应该站出来表明他们的立场，并且告诉别人哪些是他们所反感的。
多次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的政治专栏作家Leon de Winter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如果不进行一些变革的话，荷兰式的宽容有可能将自己毁掉。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当然，他主张促使年轻的穆斯林逐渐接受荷兰大多数人信仰的加尔文主义。
Leon de Winter在文章的结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能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另一个特立独行、口无遮拦的同性恋政客。”在他看来，如果定时炸弹无法解除，就提前把它引爆吧。
2006年是荷兰的大选年，一旦《屈服2》导致第二个特奥·凡·高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到荷兰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