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骚乱成因及其后果
陈岩锋
目前，在全球化即经济自由化与社会民主化日益扩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向故步自封与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危机，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入了具有国际性的WTO、WH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组织。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改革步伐虽然逐渐加快和深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但是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而言，却要落后很多，甚至在有些方面停滞不前。无疑，这种状况不仅影响改革的成效，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准，同时也使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虽然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实施了亲民政策--“胡温新政”，民主与法治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成果，人民享受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增强，某些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普适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被调整与废除，可是，像以往一样，由于各种原因积淀的历史问题太多，“胡温新政”的效果需要长时间的实施与接受过程才可能有所成果，因而当前有所成效非常困难；况且，由于各种现实环境的制约，“胡温新政”也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甚至在有些方面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有力保障，这不可能不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从而，社会矛盾和社会骚乱事件（中国政府称为“群体性事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有愈演愈烈层出不穷之势。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已经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阻碍了经济与政治的健康、有序、稳妥的发展，人民还算“稳定”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强烈冲击，中国社会良好的发展趋势业已进入瓶颈，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诸多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为中国社会动乱或暴乱乃至内乱的爆发准备好了炸药，“群体性事件”算是点燃了导火线。然而，中国的社会危机不但忧国忧民的人士应该关注，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民也应该重视，毕竟社会动乱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世界村即将竣工，现代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社会动乱直接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外国人也不应将自己视为局外人，对中国的危机置若罔闻，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非只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世界人的问题，然后积极地参与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基于此，我们每个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都应该同心协力，有责任也有义务并且有必要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骚乱研究，为避免中国及其国际社会继续恶化或陷入恶性循环，实现社会良化或良性循环献计献策。
骚乱成因：
引发骚乱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因素，既有集体因素也有个人因素，既有政府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等等。虽然原因很多，但有些诱因相对隐蔽而作用微乎其微，但不可忽略不计，不过有些并非直接而是间接引起了骚乱，显而易见的直接制造了骚乱的原因大抵也就是这么几种。我下面就针对这几种进行论述。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形成骚乱的原因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我对它们的区分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实则它们之间的交叉点非常多，甚至互相包容。因此，如果特别地指出那一种或几种原因决定了骚乱都显得偏颇，不严谨，所以，我在表述骚乱成因的时候就不会刻意指出那种原因占主导地位，那种占次要地位，而是综合起来阐述骚乱的诸多成因。
依据尼采及其福柯的谱系学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产生之前，这种思想业已存在，不过前者不象后者那么明晰，显得有些粗糙；同样，在韦伯主义“文化决定论”产生之前， 这种思想业已存在，前者也不像后者那么明晰，显得有些粗糙。可是，他们作为一个富有成就且严谨的学者，表现得都比较“谦虚”，并没有一意孤行把自己或对方推向死胡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斯大林曾说的话“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最能代表这种思想，韦伯也讲说类似的话题。并不象推崇他们的那些人一样把他们的思想当作科学或万世颠簸不变的真理来信仰。因此，“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既存在于历史环境也存在于现实环境，这也就是骚乱的历史、现实和经济、文化原因。由此也证明它们之间是交融共存，并非单纯存在。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的不平等是导致了骚乱以至暴乱及其革命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是论证了经济的重要性，同时他的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也支持了人民拿起武器捍卫平等，反抗不平等。亦即，马克思主义虽然指出了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思想的重要性却同样影响深远；亦即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区分是很模糊的，马克思主义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为骚乱提供了合法依据。作为韦伯所阐述的“文化决定论”，人民反抗是基于文化上的因素，他从文化上为反抗不平等提供了合法依据，但是他并没有抛弃经济上的不平等也是造成骚乱的重要因素。实则，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这两种思想，在此之前已经多人阐述。无论是《圣经》、《古兰经》、《摩奴法典》，还是《老子》、《墨子》、《孔子》等等中外经典著作都保存了或经济或文化的重要性这样一种观念，同时也宣扬了可以利用经济或文化上的不满抵制压迫追求平等的思想。有些思想虽然并没有宣传人人平等，起码保存了阶层平等论，即在某个阶层它当有某种权利与义务，并不能因为某种原因僭越或者受到侵犯。亦即，以这种思想为奠基保持社会生态的平衡。文化上而言，人民不但要遵从韦伯主义的道德伦理，也需要遵守职业伦理。暂且我们在这里不管平等是否实现，但人民追求平等与自由的趋向却不容质疑。毕竟从古至今人类生活的思想主流是追求人人平等，同时也得到了当代人的认同，并且支配着人民的行动。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不难发现这种以追求自由与平等（无论经济还是文化）为基础，由于经济和文化造成骚乱的例证。
当然，中国骚乱的产生也不能不联系到国际因素,毕竟全球化是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自由化和社会民主化为旗帜，意图打破全球的旧秩序，建设新秩序。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首当其冲要受到强烈的冲击。这种以发达的经济与文化为基础，并且历史证实了到现在为止可以使得国泰民安的社会制度，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渗透下，立即打破了中国人民的思想防线，使古老的中国受到了洗礼，充分认识到除了历史上有过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在大洋彼岸也有这样一个经济富足人民自由的世界。从此，一方面中国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心；一方面富裕与贫穷、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也使得中国人民产生强大的心理落差。为什么他们能如此幸福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如此幸福地生活呢？一系列问题很直观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具有很大诱惑力的物质刺激与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本能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社会的落后和野蛮产生愤满情绪，而且，中国人比较缺少自反能力和组织能力，向来“靠天吃饭”，那么将欠发达的过错归咎与现行政府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在找到这个突破口以后，便开始指责、抵抗、反抗政府以至引发骚乱。这就是产生骚乱的国际因素。中国历代政府也并非不注重经济建设与民众素质的培养，历来也宣扬仁义治国希望国泰民安，尤其在新一届中国政府实施“胡温新政”之后，更是将人民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尺度这一政策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可是，像以往历届政府一样，由于这种宣传与预期实现的目标及其社会的期望无法达到一致，具体贯彻实施政策并不如制定政策那种简单，使得人民对政府由期望变成失望乃至绝望。不过，我们有必要指出一点，骚乱毕竟不是暴乱、动乱，大多数人民虽失望但不至于绝望，他们在这个阶段的表现还是希望政府有所作为使得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客观地说并不具有故意颠覆政府的观念。作者通过对骚乱分子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人民还是希望政府继续改革，通过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对革命的前途并不持有乐观态度。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排除一部分惟恐天下不乱的激进分子使用充分的道德优先权损害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利用不明真相（一般是盲从）的群众的不满攻击现行政府，为颠覆政府建立属于他们但不属于人民的新政府做准备。这就是政府与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原因。
骚乱后果：
正面：无论骚乱的成因多么复杂，由于绝大多数人民还是希望一种稳定而不是动荡的生活，我们就有理由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以避免骚乱的发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由于协调机制运用得当人民生活幸福的范例我们在原始部落或者发达的民主国家可以找到很多，这也为我们避免骚乱提供了信心和理论依据。作为领导集团的政府尤其责任重大。虽然现在一般是讲应该小国家大社会，但是我们却不能被这种宣传蒙蔽，毕竟政府在调节利益方面的作用十分强大，是其他组织无法匹敌的。中国历届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不能不说不为中国人谋取利益，尤其在建立新政府的初期，这种政策表现的更为突出。其后或者实施过程中，就会逐渐弱化。譬如，现行中国法律规定了人民有言论、结社、游行或示威等权利和自由，如果不涉及到政治层面需要还则罢了，倘若跨过了这条界限，也就等于触摸了高压线，这些权利和自由将不复存在。虽然政府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演化成骚乱，然而这只是治标并非治本，一贯的高压政策只能是舍本逐末，适得其反：貌似维护了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实则因为政府允诺的并没有兑现，使得人民更加不信任政府，直接损害了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不容否认的是，虽然现行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做的并非尽如人意，毕竟已经开始察觉危机四伏，也在极力调整政策，以争取人民的支持叫人民尽可能满意。以使社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我们从SARS事件、广州孙志刚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南京拆迁事件、上海非法反日游行、减免农业税等等事件的处理上，也可以察觉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改善工作作风，以树立政府的威信和正面形象。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事件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是用鲜血或者生命换取的，代价过于沉重。
反面：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虽然政府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努力，作为执政当局的中共也在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但是这些活动却从反面证明了正是现在社会已经不和谐，执政当局已经不先进才展开的。也就是骚乱、动乱乃至暴乱的隐患仍旧潜伏着。中国现在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难免侵犯到一些人的合法权利，而政治改革相对经济改革也比较滞后，一些人的政治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如果在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还说的过去，如果一直这样或者今不如昔，人民就难免迁怒于政府，迁怒社会，由希望政府革命到革命政府。现在的社会问题仍旧很多。农民负担过高，医疗费用过高，上学费用过高，下岗工人待遇太低，失业人员失去生活保障，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官员腐化，野蛮执法，特权思想严重等等弊端都是骚乱的诱因，直接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以近期发生的骚乱为例。定州事件本可避免，但由于地方官员的推委扯皮，为了满足自己或者小集团的利益，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以至引发了骚乱。实则，从近来的很多骚乱事件看，大多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软磨硬抗中央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舍弃人民的利益，使得社会矛盾激化，才酝酿了骚乱。庆幸的是，现在的中国虽然骚乱此起彼伏，但毕竟处于骚乱阶段，并非动乱与暴乱阶段。一般的骚乱是区域性的并非整体性的，职业性的并非全民性的，骚乱者是对政府失望而非绝望的情况下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样就给解决骚乱提供了机遇。虽然有处置骚乱的机遇，但能否抓住机会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有很多机会已经错过。中国政府虽然也在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骚乱事态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和减少，反而逐渐恶化和增加，前景并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像以往一样陷入历史循环论。这是需要警惕的。
2006.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