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无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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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无争
陈岩锋

    “与世无争”，大多是名人雅士的刻意标榜，无论是隐居山野的严子陵，还是遁入空门的佛陀，他们的心态也不至于静如止水，更别说那些远远不及他们超脱的人了。我这样说，决非故弄玄虚诬蔑他们，以此愚弄各位读者，是有事实依据可察的：当我1995年5月在道教圣地武当山旅游，耳闻耄耋的道士蛮有兴致地说，他们的道教曾经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时；当我2002年5月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旅游，目睹老态龙钟的和尚气愤地评价他人，流露出轻蔑的口气时，我就习以为常地难免把他们的心态往并未超凡脱俗这方面归纳。“与世无争”，在我的记忆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或者我们根本都做不到。既然生活于人世，“争”就不可避免，关键是我们在那里“争”才有意义，什么值得我们去“争”。

    徐积（1082——1103，字仲车，楚州山阳人，今江苏淮安人）《节孝语录》记载：“君子无所争，于文不可不求胜人。凡作文必须自立，令前不见古人，后不容来者乃善。不善其立，意自戕。”这番话虽然指的“作文”，但我们也可以看作泛指，指出了我们做事的真谛：什么应该“争”，什么不应该“争”，应该如何“争”等等。

      我们知道，“争”，根本不必使用什么激励措施，人们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天性：都期望实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很少有人甘居下流，即使“作文”的“争”也是如此。不过，虽然这种局面我们都心向往之，但能否实现则是非常值得商榷或者审视的。从我们祖先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到我们重新勾画“科学共产主义”的蓝图，无时无刻不在的“争”也可以使我们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一段话，无非暗示了：我们“争”，必须做力所能及的。那些仅仅为了满足一种幻觉而不顾实际的“争”，虽然看起来很壮丽，好象是宏大的史诗，但是结局却很荒唐，是一吹就破的水泡。

        还有一种“争”我们比较熟悉：也就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的张扬，拿别人作为垫脚石或者宣泄的对象。这不必多举例，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虽然这种作为很多时候被我们在公开场合叱责为小人之举，但并未能妨碍我们经常性地使用这样的手段来“争”。而且很多人也是屡试不爽。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百年以后谁还记得咱们呢？“争”真是没有必要。但是这种思想并不能够阻止“争”的进行。也许正是因为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失落感，人们才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做那些可能被别人遗忘的伎俩或找寻填补空虚的材料。但是这种“争”的结局一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君子”之“争”，在我们身边虽然一直被宣扬着，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没有做到这点。我们在目前所谓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也可以经常见到。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求同存异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显要的位置（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箚》有专门论述），但也并未全部抛弃求新：“中国传统之士，有崇奉，亦有创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宋代理学三书随箚》P193）不过，我们只要审视一下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状况，就会发现这种双面的传统如今只剩下单面：只有“崇奉”，而不再有“君子”之“争”的“创新”了；致使学术思想界如死水一潭。我将这种现象视为“打倒孔家店”以至“全盘西化”的后遗症：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和文化人士遭到严厉清洗之后，元气未恢复之前的休养生息阶段的反映。我这样说，并非是为那些“崇奉”成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像季羡林先生梦想着“再造国学”或者像刘小枫先生懂得几门外语但依旧走着“猫步”变相抄袭西学等等——所谓的学术思想大师做辩白。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也没有为之辩白的必要：他们自己所做的理应自己承当。然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这些已经衰老或者未老先衰的先生，已是“朽木不可雕也”，不值得考虑他们还会做出什么值得称赞的成绩——他们已经完成了“二倒贩子”的任务；但是如果年轻的后生依旧不求进取、不“创新”、不“争”，再拜倒在这些“二倒贩子”的石榴裙下，就不得不说他们对传统进行了极大嘲讽， 是文化沉沦的罪人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争”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如同死水一般沉寂，被“二倒贩子”垄断着的中国学术思想界，这种“争”尤其必要。因此，“ 与世无争”现在可以免谈，以后也照样免谈。因为，“ 与世有争”，无论基于为振兴文化事业考虑，还是为张扬人类个性考虑，这都是相当负责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