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曾转引新华社消息报道说：很淳朴、善良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在宁夏打工时，因数次讨要工钱未果，在等待劳动部门调解的过程中，又被驱逐出工地，因身上没钱，无处栖身，便和弟弟去找包工头要点生活费。没想到生活费没讨到，反受对方一顿辱骂（比如说他“像条狗”）和一顿殴打（挨打的还有他弟弟）。愤怒之余，王斌余连杀4人，重伤1人。而王余斌自己，也因此成为一名死囚。
上述案例中，王斌余杀了几个人，并不是最重要的——所谓“死人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导致他杀人的原因：王斌余除了杀人外，并无任何过错。被抓进看守所后，看守所的中队长王佐宏还说：通过跟踪观察，发现王斌余很淳朴、善良。
据该报报道，王斌余打工生涯经历的一系列悲惨遭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存在的反证，既有如王斌余这样极端的事件，也有同样极端的个人事件（如以跳楼的形式来讨工钱），还有联合起来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而我们更担心的是，不知道王斌余这样的身后，还站着多少与他一样的、潜在的“死囚”。因此，我们必须追问——
我给你打工，你给我工钱，这本来天经地义，根本不用怀疑。可在如今的中国，居然到了要总理替农民工讨薪的地步了！是谁，给了某些人这样的特权？各地各级政府，干什么去了？代表谁的利益去了？又缘何形成了这种“使好人变坏，坏人任意横行”的制度？
假如，被拖欠的农民工的工钱，也能像我们有个时候偶尔拖欠的水电费、电话费一样，每拖欠一天，加罚多少比例的滞纳金；假如你还不支付，就抄你的家，破你的产，抓你的人；还假如，政府真正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为农民工说话……上述悲剧，还会重演吗？可为何我们现行的制度，使得上述“假如”统统变成了“虚拟语气”？
农民工为何连杀4人？来源：南方日报：2005- 9- 5 （A02）http://news.sohu.com/20050905/n226870008.shtml
死囚王斌余道白：备受欺侮讨薪无果，愤怒之下杀人
据新华社电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
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
8月19日和26日，记者先后两次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与王斌余对话了10个多小时。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坦露他的内心世界。
进城:
为挣钱，为改变命运
我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小山村，常年干旱家里收成不好。我6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一家3口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用打工的钱，才在土房边盖了几间砖房，可是因为钱不够，新房的门窗到现在还没装上。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
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
(旁白:8月28日下午，在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斌余60多岁的老父亲王立定。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奔波了上千公里路来看儿子。他告诉记者，儿子很不容易，村里人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存！儿子一时糊涂犯了事，我不识字，可我知道应该按国法处理。)
打工:
只要天亮着就要干活
“经村里熟人介绍，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随后几年又到了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曾蹬过三轮车。
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
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旁白: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原因，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援助。)
讨薪:
5000多元工资只讨得50元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杀人:
包工头骂我像条狗，还打我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旁白: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通过跟踪观察，发现王斌余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后悔:
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
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