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亚洲生产领头雁

　　“雁行形态(wildgeeseflying)”模型曾经用来描述东亚经济在二战之后的发展，日本在这一个模型中担当了头雁的角色，紧随其后的是以韩国和台湾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又在其次。“雁行形态”描述了一组国家在多边经济合作中共同获得经济发展优势的状态。核心理念是随着人力资本、商品及服务贸易、投资资金流、技术以及跨国企业资产等在这些国家之间的流转所形成的“动态相互依存”的东亚经济奇迹背后的经济增长机制，尤其是这些东南亚国家与日本这只“头雁”国家之间的关系。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模型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日本这只高飞的头雁掉进了持续十余年的衰退泥沼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1996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承担越来越多亚洲乃至全球的制造业工作，而取代了日本的重要性，占据了经济发展“领头雁”的地位。

　　目前来看，亚洲经济发展的雁行形态虽然已发生变化，但其经济之间的动态相互依存仍起作用。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国家供给链条持续整合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由于亚洲市场的分工已经日益专业化，加上生产链要素的地缘决定性放大了比较优势，使得亚洲国家之间在利润争夺上的竞争已经趋向缓和。随着跨国公司对生产率提高的追求，全球化所带来的供应链已经逐渐超出了亚洲的范围，从而扩展到整个新兴市场。中国在这个供应链条上的地位上升使得中国与日本及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升级，并带来这些国家 “空洞化（hollowing out）”风险的增加。

　　众所周知，为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提供中间产品这个行当利润很薄，因而亚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愿其本币对美元升值，亚洲货币也不会与美元的总体走弱趋势保持一致而走强。日本和中国都有巨额的对外资本盈余。如果中国政府从投资向消费的政策转型顺利，对外资本盈余有可能下降。同样，如果日本经济的复苏完成，通货膨胀率上升，日本央行开始加息，则资金收益和贷款收益都会提高，从而吸引资金回流，这样也会减少支持美国赤字的资本盈余。

　　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基本上互补。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正处于上升阶段，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中国总体劳动力富余。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近年来有所加速，工作人口不断下降。这样就为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工作人口向日本的服务及建筑部门流动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也会形成反向的资金（汇款）回流。这个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资本流动，日本的FDI中有很小一部分流向中国，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加上日本企业目前资金充裕，海外投资也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去10年以来最主要是在电子机械、纺织品、化工产品、批发贸易和通用机械这些行业，我们预计除此之外日本对汽车、汽车配件、零售以及服务行业的投资会有所增加。日本的主要汽车制造商大都在计划开始或者扩张在中国的汽车生产业务。日本的金融机构也努力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日本可能得益于人口老龄化的行业主要有医疗保险、金融服务、退休服务以及房屋建筑等。新兴亚洲国家也会成为日本旅游业发展的受益者。此外，日本对食品进口的依赖会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就为中国、泰国的相关企业创造了机会。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过去依靠规模生产而获益的行业，比如汽车、耐用消费品、教育服务等会面临衰退。此外日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可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