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五十多年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都是在周期性扩张和经济收缩中实现的，具有显著的规律性。自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大致为：1953年—1957年，1958年—1962年，1963年—1968年，1969年—1972年，1973年—1976年，1977年—1981年，1982年—1986年，1987年—1990年，1991—1995年，1996年—1999年，2000年至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十一轮周期中，5年周期五次，4年周期四次，六年周期一次，平均大约5年左右。

　　笔者对1977年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与当时出现的经济波动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经济周期性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不同内容的宏观政策造成的。换言之，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始终循着这样一个传导过程：政府意愿（扩张）——银根松动、投资增加——经济繁荣（增长）——结构失衡、物价上涨、失业增加——政府意愿（紧缩）——银根抽紧、投资减少——物价下降——经济萧条（下滑）。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主动因素：即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意愿。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意愿对经济的增长和收缩起着决定作用，如“大跃进”、“洋冒进”等。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仍居主导地位。1977－1981年周期中，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进入新时期。当年9月份后几个月投资高达760多亿，经济增长率为11.7%。但1979年财政赤字却达206亿元，中央出台“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之后三年经济增长分别下降到7.6%、7.8%、5.2%。1982—1986年周期中，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目标，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议》，GDP增速加快，当年增长率为15.2%，达到本轮周期的最高峰。1986年提出“软着陆”。1987－1990年周期，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1987年GDP增长达11.6%，1988年仍为11.3%，但当年物价上达18.5个百分点，社会上出现抢购、挤兑，次年中央提出治理整顿。1991－1999年周期，“南方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且在建立社会市场体制方面达成共识，各级政府扩张意愿强烈，“开发区热”、“房地产热”、“集资热”接踵而至。1992年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2%，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次年中央出台十四条宏观调控措施，压缩投资，减少贷款，GDP增长开始回落。2000年以来，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去年以来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过度的投资和低水平的扩张现象比较严重，能源、原材料的供求关系偏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对此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发展质量，提出不仅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要兼顾效益、质量、环保，出铁拳抑制经济过热。

　　2、助动因素：在货币供应量上，经济加速发展时，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都大大高于GDP。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也很明显，过快增长必然诱发其它矛盾，如物价上涨，结构失衡，最终必须用经济收缩来进行调整，因此今年国家上调存款准备金利率，直接收缩资金1000亿元。

　　经济周期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开始加速发展时期都千方百计加快本地区发展步伐，取得可喜成绩，但在规模和速度带出的“繁荣”后面，潜伏着不少误区，在经济调整期不仅会吞噬已有的发展成果，甚至会酿出各种苦果。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研究经济周期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矫正以往发展中的种种种误区，以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以可持续发展总揽地方经济发展。在经济加速发展初期，地方作为要“重在先行、贵在突破”，在治理期间中央“重在规范”。在其中，地方政府要避免走弯路就必须在可持续发展中付出巨大努力。当前首要的是确立新的机遇观，即国家宏观调控对地方经济也是一次发展机会，把贯彻国家宏观调控当作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机遇，确立以较低的发展综合成本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首要出发点，促使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协调发展。其次要完善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制度，着重要考察地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进行情况，保证发展战略和规划能够得到切实贯彻。

　　第二，算好投资风险和收益帐。地方政府在经济加速期大搞道路、桥梁、地铁和飞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拉动内需、解决经济发展“瓶颈”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要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追求投资回报率，就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完善项目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用制度建设对“投资冲动”加以制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地方政府可以参考拿出一批投资项目，鼓励民间资本介入，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财政资金压力，化解财政投资风险，而且能够优化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收益。

　　第三，加强区域合作，谋求“双赢”。在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区域经济竞争激烈，尤其是“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增加了地方政府增加“灶内”财力的欲望，一些地方只顾本地发展，陷于盲目。为此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加强区域合作。以我市融入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方向为例，其意义在于从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束缚中走出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找准生存的位置，充分利用先进地区的优势，在产业、市场、资源上整合互补，在竞争中实现各自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防止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形成统一的大市场。

　　第四，不能忽视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程度等社会发展指标。在经济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的增加、物质财富的充足，经济增长指标被放在优先位置考虑。在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后，教育、卫生医疗、环境状况和社会公正等受到人们的关注，地方政府要不失时机地加大对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的投资，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