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锋显然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他心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他有着非常理想化的设计。这从他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主要是以张扬自由、人性、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事实，客观公正为基础，全面整体地站在追求真理、为全人类福祉服务、尊重每个生灵的角度对社会诸现象进行干预。”这种理想化的“批评原则”，在他看来可以“防止种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阶级（等级）观念、意识形态、个体思想不同导致的批评脱序(Anomie)，同时也可使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现象时，勇敢而毫不避讳地进行自我审视、反思、批评。以求尽可能地达到实事求是、维护正义、顺应历史发展的标准。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只有建立在这个程式上，才能引导人类社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避免走没必要走的过多弯路。”
但是，陈岩锋又不得不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然而，现实中知识分子并非如我们想象的始终如一遵守这种原则，他们有时甚至放弃职守：具体行为与能否遵守原则存在着极大的差距。知识分子理想灯塔的倒塌也使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高尚精神沦亡的重灾区。特别近几十年来后现代知识分子近乎整体的哗变，这种脱序局面的泛滥，很值得——也必须值得我们反思。”他以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个案，进行了精彩而详细的分析，肯定了索尔仁尼琴反抗苏联专制政权压迫的英勇表现和正义精神，以及他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腐败、分配不公、民族堕落的批评，又指责了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内政的车臣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因民族（国家）等观念造成的与“知识分子所应该遵照原则”的严重偏离：“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反西方‘政治阴谋’，一方面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支持叶里钦军队攻打车臣；一方面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一方面又在宣扬民族优越论；一方面抗争极权主义压迫，另一方面又在为俄罗斯压迫其他民族做愚笨的辩解。”由此，“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和处理问题的多重标准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表现地淋漓尽致”。由此显示了在现实中知识分子身上，理想化的“批评原则”的难以完美实现。
陈岩锋的知识分子论首先使我想到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社会中的作用。一个多世纪前，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断然宣称：“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的历史。”他充满激情地写到：“伟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乐。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点燃的蜡烛，而是上天恩赐我们的天然阳光。……沐浴在这光辉中，所有灵魂都会感到畅快”。因此，他认为英雄崇拜是构建历史大厦的永恒基石。他从各个国家、时代中精选了神灵、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和君王六类英雄，认为理解了他们就可以瞥见世界历史的精髓。显然，不能抹杀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他们也是社会众多的英雄角色之一，但也不能估计过高。最近因为关注斗志与东昇农场的事，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学院中的教书匠的无力。鲁迅满怀着报国济世的理想，但也感慨作为一个拿笔杆子的人，他无法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他有一句名言，“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知识分子有很多类型，但一般意义上还是指人文知识分子，以写文章和撰书立说，在社会文化领域以从事批判为主。除了影响舆论和社会心理，他们对现实中的事务干预的实力很小。我想到，如果我是政府官员，我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帮斗志，如果我是个商人，我可以在经济和企业职位上大力帮助斗志和东昇农场的职工，但实际上我只能为他写点文章，如此而已。我能体会到鲁迅这样强烈关注现实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作用的清醒和苦恼。
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政治人和商人更有社会改造力量。古代格言说“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其次立言”，非知识分子职业特点的“立功”、“立德”，在社会上的作用超过了知识分子特点的“立言”。到了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在政治人和商人中，后者的作用更加凸现了出来，香港作家徐速在《闲话经商》中说：可以断言，未来的世界是商人的，这在商业上的术语叫行情看涨。“近年来美国的国防部长是商人，西德的新任总理是繁荣战后经济的专家，各国领事馆的工作都在搜集商业情报，应付经济战必须启用商业人才，而商人的确比那些职业的官僚高明多了。”的确，美国第一流的人才在商界，“商人指挥成百上千的员工而有条不紊，他们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比握有兵符十万的将领更有智慧，而且，他们没有染上官僚习气，商业函件比那些代电公文要快捷得多。”
谈到知识分子，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在现实社会中作用，其实很小。当然，在分工的社会，知识分子角色自有其社会价值和作用。下面再从知识分子内部来谈谈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陈岩锋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作为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关怀，或者彼岸性的价值关照未尝不可，确实可以作为对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做审视批判的坐标，也可以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一个理想的境界。但在此岸的现实世界中，问题要复杂的多。就拿陈岩锋文章中作为个案分析的索尔仁尼琴来说，我已见过一些批评他的文章，此人也的确有可批评之处，不能过分推崇，但陈岩锋指责索尔仁尼琴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他支持车臣战争：
当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犯下的累累罪行，当我们看到车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民族仇恨心理越来越严重，民族屠杀事件欲演欲烈，难道面对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还会认为“古拉格群岛”不会回来吗？索尔仁尼琴所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惟我独尊的民族沙文主义观念难道不是依旧产生着“古拉格群岛”？不过，如今遭受打击的对象不再是索尔仁尼琴，却变成了追求自由的车臣无辜人民。
陈岩锋对车臣战争的看法，严重影响到他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但对车臣战争的评价怎样才算“真理”？陈岩锋的看法是否正确，我不置可否，我只是由此谈到一个重要质疑：普遍的“批评原则”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操作是很难的，结果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成败取决于众多因素。
我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深受鲁迅影响，这也与福柯的知识学有联系。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是一种话语，任何话语都与使用这种话语的人的立场有关系，因此鲁迅在与论敌辩论时，虽然也重视对方的话语系统自身的逻辑性如何，但更重视对对手的社会立场进行分析，这种话语体现出的社会效益对哪一部分人有利。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说话，每一种话语都可称自己代表着普遍的真理，但实际上，话语是一种霸权，它在社会上运行的背后力量常常只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普遍性的真理”并不能否认其存在，但它隐藏在各种话语的深处，自人类文明史以来，它虽将在未来浮现，现在却隐藏着或只是闪动吉光片羽。
就拿民族主义话语来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化史，它在中华文化中的比重很小，但近代以来，不一样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然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受压迫受欺侮的地位有关。在第一世界为自己的利益而强行维护的全球秩序中，第三世界显然处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地位。正如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说：“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既是全球的但又是美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和经济统治新趋向在其内部和上层建筑里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和在整个阶级历史上一样，文化的下面是流血和受难，死亡和恐惧”。 的确，随着西方国家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全球化趋势使霸权主义如虎添翼：由军事、经济、政治到文化、信息上的侵略；使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崩溃和所谓的后殖民化；使人与社会的意义表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使社会越来越被少数政客和专家操纵，广大人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主义恰恰是第三世界人民维护自己利益的很好的话语武器。
陈岩锋显然注意到民族主义问题，并当作自己文章论述的重点，他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爱国主义的存在也无不可，它曾经在历史上起到反抗压迫、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作用。当遭受外族侵略时，民族主义也是激发抵抗压迫力量的旗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他在抵抗侵略时是正义的道德的，它在和平时期是不道德的歧视性的。由此，民族主义就是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坚持原则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准绳。”这当然是无可反对的，只是这“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怎样就是“不道德的歧视性的”？但我同样也指出，对他的理想化的知识分子“批评原则”所体现出的“普遍主义”，如果到此岸现实世界来落实，同样也该抱着警惕的态度。
（读陈岩锋《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随想)
2003-2-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