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我们心中的痛──答张建平

巫继学

张建平说我在写作《“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革命性意义上文》时“搜肠刮肚”，真令人大喜所望。我实在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勤奋，也决无他所说的那种搜刮才华。我只是在工作之余，记录下自己的一些感受与思索而已。张建平还是手下留情，只说了“对应于巫教授的文章，我们甚至可以套写出一篇《圈地运动在欧洲经济中的N大革命性意义》一文来”之类话，没有说“十全大补”之类的讥语，保持了他的风度。

事物从来都是两面。也许我的行文潜伏了忧郁与悲伤，但我试图从农民工的不幸中读出他们的历史意义。不过，我确没有张某人的优雅，能够拿悲剧当喜剧读。我力图能够宏观些，我力图能够长远些，但能力与智慧所限，只写成了那个样子。力度不逮，深度不及，甚至让人感到有穿凿附会的印象。当然时不时地还是有些安慰，网友的鼓励有时可能从我的学生那儿听到。

张建平果然不凡，果然顺势也来了个“农民工的十大悲剧”。细读之后，我倒并没有看出他对我前文所诉求的观点有什么本质不同，说是在某些方面补充了拙文我看也未不可。

当然，张的一些批评我似乎一时还难以消化与接受。

──巫教授说，农民工的辛苦不明不白地成了别人的“第一桶金”，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但却不知在巫教授这句话里，“农民工”、“别人”、“老百姓”是什么概念如何定义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地球人都知道我说的是谁，我在拙文《中国式原始积累与权力资本》中已经交待。淘到“第一桶金”的不是劳动者，是资本家。

──说“农民工和城市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没有农民工现象，城市会发展的更快。”这最多是一个猜想。比较一下有农大量民工的城市与少量农民工的城市，结论应当是不言自明的。珠三角，长三角与环渤海城市群的发展已经对此做了回答。

──张反问道：“通过打工致富的有几个？谁又会带着财富回到自己当年避而远之的穷乡僻壤？”“巫教授承认只有少数人回到农村，怎么这少数人就是改变了农村的面貌？”没有人怀疑打工致富与带资回乡投资者少之又少，但绝对不会是一个也没有，每年都有媒体报道此类事情。我的观点再重申一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上。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在资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走出贫困，最终脱贫致富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要有自救的内在动力，必须形成脱贫的造血机制，否则再辉煌的扶贫、脱贫都不能长治久安。在反贫困的战斗中，农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队伍。全国平均推算，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是5444元，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这不仅为农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还增强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为改善生产条件提供了可能。

最后，对张建平“农民工，我们留给后代的一个寓言”的立论，我本人不敢苟同。“寓”者，“寄托”之意；“寓言”者，寄托之言也。寓言，往往把普遍性道理，寄托在一个往往是虚构（也是真实）的故事中。我们今天出现活生生的农民工，是一个重大经济历史事件，它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将持续下去。说它是一个寓言，不仅费解，可能涉嫌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