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分析浙江现象，重在研究其产业结构、资源配置、企业类型、市场构成、小城镇建设、劳动力状况、多种所有制结构等经济因素， 可以说主要局限于“经济发展模式”。因为那时的区域发展模式内涵也大多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范围之内。随着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也愈来愈重视发展模式中的文化因素，区域发展模式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升 。这样，我重新审视浙江，这块神奇的土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既是一个富有模式创造、制度创新冲动的地区，又是一个模式创造、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这是为什么?  

我想，不增加经济背后的文化因素，不提升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是很难有“浙江模式”的。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这是由于i浙江具有产生这些模式的一系列文化基础，即价值观基础。价值观对实践起着一种先导、导向的作用。大凡一种发展模式的形成都受到人们价值观念的熏陶影
响。温州模式的兴起无疑受到叶适的永嘉学派讲究“实功实用”的功利思想的影响。同样地，无论是历史上浙东经济文化形态的孕育，还是今天宁波这一发展模式的酝酿、萌发，无不受到以“经世致用”、“实
功实效”、“工商皆本”为核心思想的传统价值观的重大影响。我研究宁波帮，发现与“出世”虚无的消极价值观相反，浙东人的价值观由于受实学传统影响，注重“入世”实用，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现实、着意实效，既重“经济”又重“文化”，形成注重农耕文化、商贸文化、海交文化等经济文化形态的发展特色。自王充开始，在浙东学者中就形成了经世致用的良好风气，从王阳明到黄宗羲，都是高举这面大旗的。正如梁启超所说，浙东之学“端本于义理，致用于事功”。这种注重“实用”与“入世”的价值取向，不但使浙东的科技、教育发展较早，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教育家，而且实现了科技教育与经济的良好结合，为历史上宁波经济文化形态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教、人才支持。值得指出的是，近代浙东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文化。

我解读浙江之谜，发现正是经济因素背后的文化因素充当了浙江发展的“发动机”，正是浙江城市的经济优势与文化优势、经济力与文化力有机整合产生的质变—— 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走了一条经济文化一体化之路——形成了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模式的雏形。这是区域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对全国各地发展应有借鉴意义。

从浙江城市发展轨迹中，更多地体会到的20多年改革发展中模式的转型：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复合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模式。所谓模式是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及运行过程、方式和机制的理论概括和描述，而区域发展模式则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城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选择、实行的方式、方法、机制、途径的统一体。发展模式具有概括性、稳定性、公认性、独特性、典型性等特性。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各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这种模式转型的意义，在于从世界大局看，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在于经济的增长,而且在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处于最高层次,起着统率和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这就要有高层次的文化导向来指导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