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从无到有，从丑闻到荣誉，一切都来之不易

2月16日都灵冬奥会上，俄罗斯冬季两项运动员派列娃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并且被国际冬季两项联盟给予禁赛两年的处罚。相信这会让所有国家的运动员都为之紧张，因为出现一例兴奋剂事件，即使这个国家队的成绩再好，也会被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有人说兴奋剂就像是现代竞技体育的一个魔咒，2008年夏季奥运会要在北京举办，中国是否有能力破解这个魔咒？杨天乐教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创始人，是我国最早从事反兴奋剂的专家，被誉为“中国反兴奋剂之父”。1987-2001年期间先后组织领导并圆满完成了所有在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国内综合性运动会的反兴奋剂工作。杨天乐教授见证了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整个风雨历程。他在接受《经济》的专访时称，中国曾经因为兴奋剂丑闻而蒙羞，但是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了国际上反兴奋剂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完全有能力承担2008年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工作。

 

                         中国人自己做检测

一个国家的兴奋剂检测水平是综合国力和体育运动水平的重要标志，而筹建一个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并且维持住它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

现在所有的世界大赛都要求做兴奋剂检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世界大赛的承办权。1984年北京在申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时，亚奥理事会提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必须能够承担亚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任务。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体育界就希望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但是苦于当时缺乏经费、设备、人才、技术等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后，1985年11月国家体委决定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并责成杨天乐教授具体负责。

杨天乐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一是依然缺乏经费、设备、人才、技术经验；二是时间紧，留给他的只有三年的时间；三是任务重，能通过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才算真正建成了检测中心，这是个十分困难的硬指标。杨天乐1956年医学院毕业后，被国家选派去匈牙利留学，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回来后一直从事运动生理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兴奋剂检测了解不多，其他人也一样。所以中国创建兴奋剂检测中心算得上是白手起家。

为了尽快建成实验室，杨天乐找了国内外好几家单位合作，但是他们了解了具体任务与当时的条件后,都不敢接这个任务。最后找到了医学科学药物研究所，终于解决了合作单位及高级科技人员的问题。随后就选派技术人员出国到已经通过考试的实验室学习，同时也把专家请进来。其中包括被誉为世界兴奋剂检测“教皇”的德国科隆实验室主任多尼克教授，科隆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从事兴奋剂检测的机构。韩国汉城实验室、加拿大蒙特利尔实验室以及美国实验室的专家也被请到中国来做指导工作。兴奋剂检测绝对是属于高技术领域，国际上早20年就开始了，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中国筹建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不能从零开始，必须要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前进。

人员可以邀请，设备可以购买，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建立标准品库和阳性尿库及各种兴奋剂的超微量检测方法。检测兴奋剂需要众多的标准品，比如说康力龙(stanozolol)是禁药，检测的时候需要有康力龙的标准品和阳性尿来对照。但是由于兴奋剂的种类很多，不少标准品和阳性尿极难找到。有些国家的实验室迟迟建不成就是卡在这个环节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天乐说，他们通过实验室的同志承担严重的副作用，自己义务志愿服药，然后获取阳性尿样，建立了完整的阳性尿库。

虽然说当时的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很大帮助，但是对中国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实验室，外国专家们开始时也表示怀疑。不过，他们到中国来了几次，看到了杨天乐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干劲，慢慢地就有信心了。杨天乐说，当时大家都是干劲十足，很少有人计较个人得失，有人连出国深造的机会也放弃了。

从1986年3月到1989年11月，经过国际奥委会5次预考及一次正式考试，终于通过了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成为当年世界上第20个，亚洲第三个，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国际奥委会确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3年8个月是过去发达国家建成同等实验室时间（8-10年）的三分之一。中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建成后，杨天乐一直直接领导着此中心，直到2000年退居二线。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资格考试。国际奥委会规定，由于新的兴奋剂的不断出现，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保证兴奋剂检测任务的准确无误，每年要对它所承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严格的资格复试。为此，每年都要有几个实验室通不过复试，被降格或取消兴奋剂检测资格。日本东京、韩国汉城实验室曾被取消检测资格。丹麦哥本哈根、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澳大利亚悉尼、希腊雅典、俄罗斯莫斯科等五个实验室曾由一类实验室降为二类实验室。由此可见每年的年度复试的难度。但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自建成后连续16年通过资格复试，始终保持着国际一类实验室的资格，亚洲仅此一例。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独立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全部的兴奋剂检测任务，开创了主办国独立承担完成此项任务的亚运会历史。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及多尼克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亚运会之后，国家体委、卫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兴奋剂检测中心进行嘉奖表彰，并发给奖金三万元（当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奖金仅一万元）。在筹建中心、完成亚运会检测任务的同时，筹建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杨天乐作为课题组长之一、第二完成人，所完成的《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施》科研成果，1991年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两项奖是迄今为止我国体育科技领域中获得的惟一的最高殊荣。

 

                             广岛丑闻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后发生了。中国代表队在赛后的药检中，11个人15次被查出阳性，成为体育界的一大丑闻。这是一个空前的事件，至今仍是中国体育的一块伤疤。提到这一事件时，杨天乐明显激动起来，他连说了两个“丑极了”！

广岛亚运会后，对中国体育运动成绩的质疑声铺天盖地，国际社会一片谴责，有些国际比赛甚至禁止中国运动员参赛。这一体育事件升级为了一个政治事件，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而蒙羞。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作为负责中国参赛运动员预检的单位，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杨天乐的一位在悉尼的学生把当地报纸对这一事件的头版头条的报道传真过来，并写了“杨老师，我看了，心里实在太难过”。

当时所用的兴奋剂是某些地下实验室私下高价卖给那些求胜心切，为了名利，挺而走险的运动员。以前世界上有检测资格的实验室从来还没有检测出来过。广岛亚运会上也没有查出来，所以都判为了阴性，侥幸的拿了奖牌回国。但是东京实验室检测这些尿样时，发现有问题，他们没有时间也缺乏进一步确证的技术，只好保留了尿样，亚运会后求助德国科隆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科隆实验室做出了突破，研究出来服用的是双氢睾酮。双氢睾酮可以提高运动成绩，但是服用后很快就会排泄掉，所以运动员肯定是在广岛亚运会上赛前很短的时间内才使用的。

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缘由，因此怀疑中国兴奋剂检测的水平。杨天乐认为，责任并不在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问题是当时我国对运动队的反兴奋剂的教育不够，他们既缺乏反兴奋剂的知识，又缺乏对使用兴奋剂危害性的认识，加上处理不够严厉，反兴奋剂力度不够，特别是赛外检查不够多。另外药源管理也缺乏各部门的配合及有效的法律保障。

 

                            广岛之后

广岛亚运会丑闻出现之后，中国反兴奋剂的决心更大了。首先是增加了处罚的力度。国家体育总局三令五申，宁可不要金牌，也不能出现兴奋剂丑闻。杨天乐说，奥运会上如果出现一例阳性，回国后下飞机都不容易，很丢人。

其次是增加了赛外药检的密度。1990年中国才开始检查兴奋剂，当年检查了165例，没有一例赛外检查。2005年查了5000多例，赛外检查占总数的67%，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兴奋剂检测中最难的就是赛外检查，因为运动员总会以各种理由敷衍，有的领队和教练员也会充当他们的挡箭牌。所以后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规定，国内比赛时，通知运动员进行赛外检查，24小时不到就视为违规，两次不到就按阳性处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内要不断进行赛外检查，运动员就去国外训练。

再者，随着兴奋剂问题向社会扩散，反兴奋剂的斗争仅靠体育界的力量远远不够。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法律依据做后盾，反兴奋剂工作很难进行得彻底。因此，2004年3月1日，国务院颁布《反兴奋剂条例》，对中国的反兴奋剂斗争给予了法律支持。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在1996年至2004年的历届奥运会和亚运会上都没有出现一例兴奋剂检查呈阳性。现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World Anti-doping Association)把亚洲的很多赛外检查交给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做，对中国充分信任。中国现在还不断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实验室建设，其中包括为筹办亚运会而成立的曼谷实验室。雅典奥运会和都灵冬奥会期间，中国也都派人员去协助工作。

萨马兰奇离任以前曾经讲过，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是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去年南京十运会期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专门派专家来视察，他们到每个地方都仔细看过，看完以后给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是做得好的，认真的。”

2008年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将承担北京奥运会的兴奋剂的监测工作，这个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2005年11月18日，新的兴奋剂检测中心大楼开始动工建设，建筑面积5500多平方米。据了解，新的中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很可能也是世界最大的，这个实验室无疑具有世界水平。

2月14日在北京FIMS世界运动医学科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首任华人会长陈启明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说：“20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杨教授肯定是全球的这方面的权威之一。”杨天乐教授退休以后，现任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吴侔天教授同样是国际反兴奋剂的权威。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反兴奋剂分会委员过去由六位实验室主任担任，他是其中之一。罗格上台后，把人员缩减为三个人，吴侔天博士仍是其中之一。

有人把兴奋剂比喻成竞技体育的“癌症”，杨天乐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认为助长服用兴奋剂不正之风的因素太多，现在的成绩利益驱动太厉害了。一个奥运会金牌能带来多少荣誉？值多少钱？国内有多少奖励？广告费又有多少？这些金牌所带来的荣誉让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铤而走险。像广岛亚运会上出现的这么大范围的服用违禁药物，而且用的是同一种药的情况，绝非是运动员单方面的行为。

国内各省市都对金牌看得很重，也有为运动员遮羞、保护的动机。广岛亚运会回来后，运动员虽然拿到了金牌，还是被处分了。但是各省市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有的还是照样发奖金、房子。国家体委只能出政策，具体的判罚由各个单项协会决定，体委监督。单项协会可以罚钱、禁赛，至于各省市照样向运动员分房子，各单项协会就管不着了。这无疑会滋生服用兴奋剂的不正之风。

中国反兴奋剂的斗争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