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的A面和B面

（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原新京报总编辑）

   一篇对程益中的专访刊登之后，他收到了一封发自国内一著名寺庙的来信，信中说，访谈中能看出他有“佛缘”，希望他能“前来一叙”。这是不久前的事儿。

而另一事实是，近年来，程益中领导的报业大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扩张。

文/胡海卿（发自北京）

对于程益中来说，他同时存在于两个战场之中。

一个战场能看见的，一个看不见。

2003年11月11日，首都北京。

三千多个报刊点同时摆出了一份版数达80个版的报纸——新京报。让北京报业担忧了数月之久的“南方都市报的北伐”正式开始。

这一天，程益中多了一个头衔：新京报总编辑。

2000公里之外，程益中领导的另外一份报纸，南方都市报，1997年1月1日艰难起步，却一路攻城略地，如今，杀气十足地登上了广东报业发行量的首位，他们对外号称：日发行量140万份，预计2003年广告额达13个亿。

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北京只是程益中报业扩张其中的一站，新的扩张，明年还将继续。

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程益中的战场，而看不见的那个一直隐藏在他的心里。

“我其实是一个天生胆小、羞涩的人”，坐在记者的面前，程益中的手指不停缠绕着录音笔与麦克风之间的连接线，他不算连贯的言辞只能是用“拘谨”两个字来形容。而就在前一天的下午，新京报宣布成立的动员大会上，程益中却是一个爱用排比句、慷慨激昂的鼓动者。对着1300名被“煽动”得热血沸腾的下属，他的被听者喻为“犹如孙中山式”的演讲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这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程益中生平第一次演讲时的情形，而那个细节一直深深地刻在他自己的记忆里。

1985年，程益中从安徽农村考入中山大学。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是“每个人必须用一分钟作自我介绍”。周一布置的任务，周五“执行”，这件事竟让程益中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一周时间。

“我怎么说才好呢，怎么说也不好吧，又想到时候生病了该多好，不用自我介绍了。”   时间步步逼近，周五到了，程益中几近崩溃，坐在课堂上，他魂不守舍，巴望着“来场地震就一切解决了。”

不幸的事还真的发生了。

排在程益中前面作自我介绍的是一位小个子女同学，她站了起来，落落大方，“说话就像广播电台。”

轮到程益中了，他的脑袋轰了一下，一片空白，站起了身，含含糊糊说了几句。之后，他一直想不起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

这件事情对程益中的影响极大。从那一刻开始，他突然有了成长的方向感，“我突然理解了‘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的含义”，程益中说。

然而，命运是否早已在即定之中？

“我是苦孩子出身，真的是被吓大的。” 1965年，程益中出生在位处江淮之间的安徽安庆，在他的记忆中，“每年到了四、五月份，我就得和大人们一起胆战心惊地等发大水。”那是一片没有任何积累财富可能的生存之地。

程益中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他有时甚至会认为自己是个天才。这原本可能成为他惟一的心灵栖息之地，然而，由于父亲的成分是富农，在很小的时候，他却有了一种混进无产阶级队伍的罪恶感，“我总是害怕随时可能被揪出来”。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看着身边的人不断地发生巨变，天性敏感的程益中过早就得出了“人生无常”的结论。

程益中承认，小时候认真读书，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出去”。

    家里墙壁上贴着的一幅画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井冈山为背景，毛泽东拿着一把雨伞出行。他总是想，自己也要拿着一把雨伞出去，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1985年到1989年。广州、大学生活、二十世纪80年代的两次中国思想的启蒙运动，程益中感到突然有一个世界在眼前打开。

    大学期间，他颇为积极地参加了学校的学会、小社团、读书会，一边听讲座，一边也开始发表对国家、社会问题的看法。他承认，大学期间自己受尼采、叔本华、弗罗依德、毛泽东、鲁迅、王朔的影响很大。

    强烈的“超人意识”开始在他的体内生根，有的时候，那个“天生胆小、羞涩的人”都会被掩藏得连他自己也难以发现。

    1994年，程益中筹办南方都市报之初，很多人都认为，这张报纸在强大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环伺之下，“将死得很难看”。

    代表着南方都市报，29岁的程益中站在集团大会的讲台上却大声地说了三句话：“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有没有生存必要和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南方都市报》该如何尽快成为广州报业老大的问题。”哄堂大笑。他接着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报业理念、编辑思想和管理制度，我敢说就不是《南方都市报》会不会成为广州某报、羊城某报的对手的问题，而是广州某报、羊城某报会不会成为《南方都市报》对手的问题。”接着哄堂大笑。他又说：“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在热闹的马路边栽树，绝对不能栽小树，绝对只能栽大树。《南方都市报》必须要有足够的投入，一开始就是参天大树，而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这一次是话音未落就被哄堂大笑淹没了。 　　

    三句话、三次哄堂大笑。而这一次，程益中却没有感到“脑袋轰的一声、一片空白”。他说：当时只是感到孤独。

    看着面前的人群，他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们跟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代表的是一个未来，是更新换代的，我们一定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儿。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南方都市报的命运跟自己的命运很像。”采访中，程益中忽然说了这样一句，似在自语。

   “像在什么地方？”

   “都是从那么低、压力那么大、那么不安定的一种情况下起步。”说这句话时，重音被放在了三个“那么”之上。

   或许。南方都市报的抗争是一次被外化了的程益中内心的抗争。

   然而，程益中对于达到自己所定义的“胜利”并没有把握。他无时不在的痛苦和不安也正是来源于此。

   在给记者的一封邮件当中，他写到：这个行业让我看到太多的东西，让人绝望的东西，而你无能为力。

    而他之所以还在很认真的干下去，是因为“媒体所付出的努力对环境还是有改善的可能，有它积极的一面。”

    这些明显已经妥协了的语句，从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嘴中说出来，无疑是痛苦的。

    他承认，在每次看似激情澎湃的发言中间，他常常会感到这些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他是想带给自己以鼓励，只是听起来，像是在给别人打气罢了。

    而每次热情澎湃的发言之后，他总感觉自己像是“死过一次”。 

    为此，他曾经写下过这样一个句子：我之所以拨动别人的脉搏，是为了疗救自己的伤痛。我之所以要去燃点别人，是为了照亮自己。我要拯救别人，先要拯救自己。

    程益中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影评，他说：“我只是想将内心的感受写出来”。

    他喜欢看监狱片，其中最喜欢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冤狱，20多年后，尽管主人公马上就要被释放，他仍然凭着巨大的毅力逃了出来。

    当主人公从相当于五个橄榄球场那么长的，只能勉强容下一个人身子的污水管道爬出，站在暴雨闪电中发出第一声呐喊时，程益中说，他当时热泪盈眶，浑身颤抖。

   “压迫与反抗、奴役与自由”，在他看来，这揭示了生命永远的张力与激情。

    他向记者描述了自己向往的生活：男耕女织，有山有水，大树掩映；屋顶有炊烟，太阳照进书房，有几亩地，安静；有茶喝，明前绿茶，干净；雨水充沛，有池塘，有一口井，孩子健康活泼，老人话不多。

    而每次回老家，程益中总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心情，一个人朝田野的深处一直走下去，他总觉得，这样可以更多的接近土地。

人物档案：

1965年4月出生，安徽安庆人

198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随后进入南方日报社

1994年11月由南方日报文艺部抽调出任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成员

1995年3月被任命为《南方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辑

2001年担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