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本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离开《福布斯》后总结。

   他来自他乡异国、一无所有，他渴求财富。在中国他走了这样一条路，首先，博得巨大的名声，其次，凭此义无返顾地进行商业运作。

这种模式，他没有说，他只是在做，他是胡润。

胡润：中国的名利之路

 文/胡海卿

他用餐叉刺牢金边白瓷碟中的最后一小片哈密瓜，仔细地将碟中残留的沙拉酱涂抹干净，这才放心地将它放入了嘴里。

这已经是晚上10点。

在波特曼——上海南京路上的一间超五星级的大酒店，胡润完成了他周日的晚餐。

餐厅内音乐舒缓，他轻轻推开面前的餐具，挪了挪身子，舒适地靠在椅背上。尘埃落定。

这是一个珍视现在处境的人。

见面时间原本约定在晚上七点，胡润七点半才到，之前他打来电话，解释说正与一位重要人物在波特曼大酒店的咖啡厅会面，并告知十点半还有一次会面也将这里进行。

看来，这位“在英国机会不多”的英国人的中国生活已经是派头十足，他至少能够做到，极为频繁地出入于中国最繁华城市的顶级场所。

亚麻色的头发有些纷乱，一双蓝色的眼睛在“观察过无数黄种富人”之后，习惯性隐藏在职业化的笑容背后对面前的人进行瞬间的判别。

胡润的格子衬衣显得有些皱，胡子明显没有刮过。

“2003年的中国百富排行榜的编排工作很紧张，今天凌晨三点才睡觉，但我们又有重大发现，很令人兴奋。”他坐下来说了第一句话，带洋腔的普通话，算得上流利。

胡润脸上的表情跟他的肢体语言一样丰富，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他的一些反应有些夸张，也许正因为这个，让人们更愿意将这位已经33岁、对中国人来说已过“而立之年”的英国男人称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国小伙子”。

对于中国的富人阶层来说，他曾经代表着《福布斯》，一个能将他们推向世界、让他们在整个地球上“扬名立万”的人物。而对于那些迫切想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外国人来说，他是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是他“不容分说”地让中国富人暴露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来了一场“称斤论两”。

他像是一个“空手道”的高手，原本手中全无，却在世界与中国的交相辉映中，握住了中间的“焦点”：仅仅是凭一张从“业余、粗糙”起步的中国富人财富排名的榜单。

而仅仅因为这张榜单，他在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博得了巨大的名声。“利”伴“名”而生，这是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于是他在中国的经历，正在演化成“一条令人眼花缭乱的财路”。

懵懂少年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我们的家族是做房地产的，非常有钱，后面就没了。”每当谈到这段家族历史，胡润的眼神总显得既热烈又怅然。）

在胡润的成长过程中，似乎很难找到他曾腼腆地总结，自己之所以达到今天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一点战略眼光，有一点胆子，有一点说服能力，有一点执着，有一点运气。

至少，前面的四项很不容易找到。

胡润的父亲做了一辈子会计事务工作，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一个很平凡的英国人家庭。

关于家族有那些令人骄傲的历史，胡润最深刻的一段记忆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我们的家族是做房地产的，非常有钱，后面就没了。”每当谈到这里，胡润的眼神总显得既热烈又怅然。

在父母亲眼里，胡润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孩子。

胡润自己也说：“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批评过我。”

而他记忆中惟一的一次“冒险”行动也是由其父亲一手策划的。

在他16岁那年。做父亲的感到，孩子成年了，是时候让他出去闯荡一下。于是命令胡润必须一个人去葡萄牙呆上两礼拜。可是在临行前，看着眼前文静的儿子，这位父亲又忍不住塞了些钱和一张纸条给他。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在葡萄牙那边的朋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高中毕业时，胡润遭遇了生平的第一个“一点运气”。

当年他所在的学校设了一个奖学金：一个去日本学习一年的名额。由于奖学金数额很高，又要求申请者能够“代表学校的形象”，大家都认为申请的难度大。

胡润壮着胆子将自己的申请书递交了上去。

而当他没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时，学校却通知他参加面试。胡润在刹那间就赢得了胜利——只有他一个人申请了奖学金。

在好运气的面前，人的胆子似乎一下子能大很多。1988年，一句日文都听不懂的胡润竟然横生出来了“一个人背上行囊兴高采烈地跑去日本”的胆。

来到日本这个亚洲的经济中心，胡润第一次感受到亚洲这片土地的神奇。而成为他日后人生转折点的是，他喜欢上了中国汉字，并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男人的‘男’字，拆开来是‘田’和‘力’，非常有意思。”而这成为了胡润就读的是英国杜伦大学，却选择了“中文系”的主要原因。

1990年大学期间，胡润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一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

1993年，胡润的头一份工作选择了安达信。他承认，自己选择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安达信，初衷只是“希望有一份好的工作”。他耗费了三年的时间通过了上岗前的培训考试，并拿到了注册会计师执照。

许多跟胡润情况相似的人，在通过培训后选择了自己创业。而此时，感到在英国“机会不多”的胡润还只是想着，先在外国奋斗两年，当个经理什么的，然后循着安达信的内部规则，通过平调的方式“衣锦还乡”回到英国。

于是，拥有中文优势的胡润来到了上海。

让自己成为一个“谁”

（那一刻起，胡润知道，凭自己现在的处境，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他才有机会。）

在胡润的一篇文章里，他回忆了自己在安达信工作的状况。

“大家疯狂地工作，疯狂玩耍，你有机会和这个行业中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世界上最聪明的公司可能就是你的客户；报酬很好，培训机会也很棒。”

然而，胡润很快就厌烦了这种在“疯狂工作”后、凭借高收入去“泡酒吧，追女孩子”的生活。

看着一些朋友在欧洲各国接连创业成功，已经27岁的胡润又开始感觉到了他在描述家族史时的“内心怅然”。

胡润有一个习惯，每周会不定期地跟家里通个电话，跟老爸谈谈自己的想法。而1997年底的一通电话成为了胡润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当他把自己在上海滩东闯西突搞不出个名堂的苦恼告诉老爸时，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

那一刻起，胡润知道，凭自己现在的处境，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他才有机会。

从1990年胡润第一次来中国，1997年到上海工作，在他的个人感受中，中国的变化让人惊奇。而他每次回英国，遍布欧洲各地的朋友也总在询问同样一个问题：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它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胡润认为，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已经是到了一个临界状态。他隐约地感到，这其中肯定暗藏着机会。

他捕捉到了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脉搏，并开始关注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个族群。

“很多国家都有本国富豪排行榜的榜单，而当时中国还没有，于是我想，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吧！”这个突发的灵感让胡润兴奋不已。

他找来两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 “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的编排工作。

说起来，最初的这张排行榜的工序更像是在干一件体力活，尽管烦琐却极易着手：通过大量的剪报、互联网的搜索功能收集资料，再利用上市公司的股票反映资产情况，从中寻找中国最有钱的人。仅此而已。

在折腾了几个月后，胡润好不容易拿出了一份仅有19个人的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

要想让人们知道这样一份榜单，从而知道制作这份榜单的人，胡润明白，自己可以是微不足道，但是，一旦攀上了高枝，它的高度也就变成了自己的。

他必须找到一个“有分量”的传播途径。

很快，他锁定了三份世界闻名的商业杂志：《福布斯》、《商业周刊》和《财富》。在查到杂志的联系方式和总编名字后，胡润心神不宁地将这份19人名单分别传真了过去。

而这一次的“面视”并没有让他等太久。

“结果第二天《福布斯》就给了我答复——很有兴趣！”胡润狂喜不已，他明白，自己的决策是对的，世界果真在关注中国，而他自己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中国富人的“报幕员”

（胡润似乎很乐意接受这种“误读”，后来，他干脆在自己的名片上加上了“《福布斯》杂志中国首席调研员”的字样。）

尽管胡润与《福布斯》的第一次合作仅仅是“一次性交易”，这张排行榜的首次公布也只是通过英文版的形式介绍给欧美人，其在中国“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于胡润来说，他们的调查结果被具有85年历史、全球订户达到115万的《福布斯》所承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2000年，早就有意要打开中国市场的《福布斯》找到胡润，特邀他与《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副总编辑霍洛威等人一起来合作完成本年度的“中国50人财富人物排行榜”。

胡润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在英文版排行榜发布的同时，他将榜单翻译成中文，投给了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

榜单一经发表，中国的其他媒体群起热炒。

一时间，“先富起来”的族群突然曝光在了公众的视野，那些以亿计的财富数字犹如雷电般击中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神经，不管你接受也好，无法相信也罢，人们突然看清楚了：不少与自己身体结构别无二致的人，正在以无法理喻的几何空翻速度积累着财富。

2000年，“富人们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成为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最激烈的发问。

中国财富领域里的无序狂欢是一去不复返了，而胡润却博得了巨大的名声。

2001年胡润辞去了安达信的工作。他将富豪榜的上榜人数扩充到了百人，而从这一年开始，胡润在中国展开的富豪调查工作也受到了越来越高的“礼遇”。

1999年的排行榜，胡润根本就没能联系、更别说见到榜单中的一个富豪。直到2000年，他和他的团队也才见到了5、6位富豪，而在2001年，胡润已经能够约见到榜单中1/3以上的人，并与上榜富豪全部联系上。到2002年，胡润及他的团队已经能够“跑了约20个省市，见到了一半以上的上榜者，并与所有的人都建立了联系。”

而接下来，人们竟然看到 “胡润抽着广州的红双喜，在广州某著名宾馆会客一批又一批”的景象。

除了已经博得的名声外，这位来自英国的愣头小伙子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中国富豪的青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在中国的企业正与世界各国发生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候，若有一张印有“FORBES福布斯”字样的名片或者传真纸被转送给各位企业老总，“要求约见”的请求的确会很难让人拒绝。

尽管从以后的一系列变故中我们发现，胡润对于《福布斯》来说，只相当于一个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我付钱，你帮我调查，你给我榜单，但直到最后，在中国人的眼里，胡润仍是《福布斯》在中国惟一的代言人——在中国，他就代表了福布斯。

胡润似乎很乐意接受这种“误读”，后来他干脆在自己的名片上加上了“《福布斯》杂志中国首席调研员”的字样。

出于让对方工作更为方便的考虑，《福布斯》对胡润的做法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而对于已经是在纯商业社会里摸爬滚打的胡润来说，这样的一种“默许”很可能会让他看不清楚自己未来行为的底线。

蜜月结束了

（胡润认为，“书的事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他只是充当了一回福布斯在未制定出“中国战略”前的一个过渡角色，尽管他也曾经风光。）

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日益受到社会关注，胡润的知名度也迅速提高。于是，他开始以《福布斯》杂志中国首席调研员的身份频频亮相于媒体，出席各种社会活动。

   媒体的热捧、知名度的提升，使得一直认为在《福布斯》“没有赚到什么钱”的胡润开始考虑“胡润”这两个字的商业潜能。

       在几位朋友的鼓动下，胡润觉得，是到了利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为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了。加上前两年，他看到街头上一些打着“福布斯富豪榜”的书籍热销，就动起了编书的念头。

   “与其让别人做质量这么差的盗版书，还不如由我来做一本正版的。”胡润心想。

    胡润向《福布斯》杂志去函，希望得到授权出书，利用“福布斯”几个字堂而皇之地给书冠名。

   《福布斯》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胡润和他的一帮朋友却不甘心放弃如此好的一个创意。于是，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书名定为《胡润制造》。

    商业运作永远是以市场为导向，一切并非能尽如人所愿。

   最后样书传过来，胡润惊讶地发现：书名依然被北京的合作方冠以《福布斯2002中国百富》。封面上的“福布斯”三个字的字号还特别的大。

   虽然不满，但这时，胡润已经是身不由己。因为按照计划，这本书是“胡润财富书系”的第一本，北京的合作商和出版社正等着将书发售出去。

   这时候胡润只好自我安慰：“我并没有用到福布斯的英文名，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而他的朋友亦认为，以“福布斯”冠名的中国富豪榜应该也可以算是胡润个人的产品。

   而正是这本金色字体、以“故宫墙上的红色”为封面底色的系列丛书激怒了《福布斯》的高层。

   据说，《福布斯》首席执行官史帝夫·福布斯在私下场合说了一句：这比外面的盗版书还可恶。

   不久，《福布斯》方面发来了法律函件，要求胡润停止使用“福布斯”的名称，并要求他把已出版的“盗版书”销毁。这份法律函件彻底表明《福布斯》与胡润的决裂。

   世事总是充满着戏剧性，人生沉浮也总是难以预料。

      2002年12月21日，胡润领先于姚明、邵逸夫、吕日周、张欣，刚刚被中国数家著名媒体联合评选为“2002年度新锐人物”，风头一时无两。一个月后，正准备回国休假的他却

收到了福布斯与他终结合作的消息。

   国王的王冠被摘除了

   2003年1月23日，《福布斯》高调地在上海金茂大厦宣布：《福布斯》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任命范鲁贤为《福布斯》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并公布了他们进军中国市场的一个庞大的商业计划。       

   “他看起来挺平静的，但我知道他内心很不平静。”胡润的助手陈冰回忆说。当天晚上，胡润拉着她长谈了三个多小时。

胡润认为，《福布斯》与他的决裂，“书的事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原因在于《福布斯》有了自己的新计划，它已不再满足于一个排行榜。而自己，只是充当了一回《福布斯》在还未制定出“中国战略”前的一个过渡角色，尽管他也曾经风光。

明知道大家都只是在进行商业运作，但看得出来，在胡润的心里，难过还是有的。

财富之门已经打开

（尽管《福布斯》决然的行动让胡润有些措手不及，但对于他来讲，财富之门既然已经开启，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合上。）

《福布斯》有自己的算盘，事实上，胡润也早有自己的打算。

从胡润的名片上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角色进行的悄然转换：他最早的名称是“福布斯中国首席调研员”，2002年下半年的头衔是“亚润智源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他在香港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亚润智源”。

   这一切表明，胡润早已经意识到，他需要摆脱《福布斯》的影子，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国度。

   尽管《福布斯》决然的行动让胡润有些措手不及，但对于他来讲，财富之门既然已经开启，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合上。

   一年以前，胡润在探讨如何超越排行榜的问题时得出了一个结论。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他自己回答说：“财富和钱是不同的，钱随时可能失去，但优秀的品质将伴随你终身，真正让你与众不同的东西，也能帮助你在失败后再次站立起来。这些品质才是真正的财富。”

   这句话对于他自己同样有效。

   在与《福布斯》分道扬镳的消息公开后，数家国际型大媒体立即向胡润抛去了橄榄枝——任何一家都实力非凡。

   它们看中的无非是胡润手中那叠厚实的中国富人的名片和业已成型的财富分析系统。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以及对中国富人领域的号召力。

     2003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胡润与张维迎共同组织了《中国财富品质论坛》。

   论坛盛况空前。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和北大学生，并没有因为胡润的“下岗”而丧失热情，他们挤满了会议大厅，并非常爽快的掏钱购买了胡润不失时机推出的“胡润财富系列”新书。

紧接着，胡润在上海金茂大厦——这个对于他来说很具象征意义的地方宣布，他将与国际著名传媒集团“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合作，今年10月共同推出《中国大陆百富榜》，并为此出版一期中英文双语特刊——《中国货币(Chinamoney)》。

       7月22日，上海威斯汀大饭店。胡润又成为了《中国货币》企业家峰会的组织者。　

   参加这个峰会的都是中国企业界的重量级人物。东方希望刘永行，正大集团谢国民，娃哈哈集团宗庆后，搜狐张朝阳，万科集团王石，瑞安集团罗康瑞……

   让人惊羡不已的是，这个只有一天的峰会，却获得了六家赞助商的鼎力支持：AT科尔尼、宾利、第一东方投资、MACALLEN、维珍航空、瑞士信贷——个个威名远播。

   面对如此盛大的富豪集会，一个参会的企业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也只有这么一个胡润能够把这些顶尖人物聚到一起来。”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也来了。尽管他刚刚与上海市市长会完面，尽管他在上海呆的时间一共才只有四个小时，但面对这次中国顶级企业家的集会，他无法抗拒胡润发出的“请您来发表演讲”的邀请。

       2003年，胡润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一个峰会能够超越这个。”看到眼前热情似火的各路媒体，胡润似乎也顾不得谦虚。而面对比较“八卦”的提问：“胡润先生，这次峰会你赚了多少钱？”他忙不迭回答：“还可以，还可以。”

   现在，作为“欧洲货币”独立合作方的胡润已经有了更大的空间施展的拳脚。

   他很有信心地透露了自己未来赢利的三大模式。

   第一块是出书。利用手中的资源，今年他已经出了一套四本的财富书系。胡润显得雄心勃勃地说：“我还要将这些书买到外国去。”接着，他略显矫情地补充：“是先将它们翻译成韩文、日文还是英文，目前我还没有想好。”

   另外一块就是举办各种论坛和峰会。通过“企业家峰会”，看来胡润已经尝到了甜头。他透露，今年接下来还会搞一两个论坛和活动，而这将成为他的公司的主要利润源。

   最后的一块，实际上也是核心的一块还是中国大陆百富榜，当然这一次他是与“欧洲货币”合作。

   “我要成为一名稳健的企业家。”胡润说。在中国，看来他已经拥有了全新的人生理想。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这是胡润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俏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