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庸张维迎---领导干部是改革中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吗？
【当"主流经济学者"张维迎昏庸地说什么"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时，有人却揭示出一个相当惊人的现象：中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而中国在1950年至今的GDP增长不过是40倍左右。而这些行政管理费用，实际上也就是"吃饭财政"，或者以"吃饭财政"的形态表现出来。无论政府收入多少，都是"吃饭财政"，都只够行政人员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张维迎竟说出以上的话，真是使人感到奇怪。张不至于昏庸到如此程度吧！---黄焕金】
政协委员提案称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
【来源：中国青年报】 回到专题：2006全国两会报道
本报记者 刘声 潘圆
"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飚升。
今年，任玉岭委员将提交全国政协13个提案、11份大会发言。这些建议都是他最近4年里，每年走访20多个省，深入农村、学校、厂矿等基层调研所得。
让任玉岭印象深刻的是，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学生教育环境的艰苦和落后。任玉岭告诉记者，在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一个中学调研时，他走进一栋学生宿舍楼，看到脚下楼板是斜的，木桩也是斜的，走到楼跟前才发现整个楼仅靠后墙的十几根木杠来支撑，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有些乡镇小学，没有寄宿条件，许多七八岁的孩子，每天要来回跑十几里路；有的学校有宿舍，但挤得一塌糊涂，23个学生挤到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学校没食堂的，学生还得每周两次跑到十几里路外的家中取干粮。
"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已经突破3万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
任玉岭调研发现，有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够发工资和吃饭)，当财政收入达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许多百姓期待的事还是做不成。
任玉岭委员向记者出示了他提交给本次两会的《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其中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对此，任玉岭委员提案中提出十条建议，以降低行政成本，包括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限制政府机关异地开会，大力减少官办论坛，严控各级首长基金和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使用要明确、细化支出项目，加强财务监督等。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理性地反思改革 张维迎称左派对手"骂得好"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潘圆】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了一起。尽管两人均不承认自己在学术上的"左"或"右"，但在许多人眼中，杨帆和张维迎分别是经济学界"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
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话题是"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
研讨开始前戏剧性的一幕，为这场研讨会奠定了基调。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感慨地说，眼下学术界也分裂，已经分到不能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程度。"这与我爱说话、爱骂人有关。我个性的毛病，一定改。我们有历史责任，应该好好地坐下来讨论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强调："改革要在理性思考的环境下往前走"。
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撰文称"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及多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研讨会上发言。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而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这场研讨，显然试图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并努力使中国改革的第三轮大讨论更富理性与建设性。
2004年由国企改革引发的争论，到2005年已经演变为对改革方向与路径的全面思索。正如吴敬琏所说，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在这场讨论中，针对医改、教改、房改等出现的问题，有人开始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人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再走。也有人指出改革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否定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反思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某种正当利益荒谬式的表达。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倾向，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对改革的否定。另一方面坚持改革派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把对改革的反思及不同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这就否定了对正当利益要求的正当呼声。
"这次争论很大程度是基于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识形态，如改革攻坚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孙立平说。
他认为，一方面对改革的反思不能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因为改革正使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另一方面，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并不是偶然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扭曲政策的能力已经形成，无论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的政策，最后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实施环节，扭曲机制开始进入政策制定层面。
杨帆强调，重大改革必须预见后果，并且要对改革的后果负责。"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
而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他说，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比如医疗问题，是由价格体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现在变成了对医务人员道德问题的反思。
张维迎指出，权利部门操纵改革不是新现象。上层改革积极性高，中层就努力扭曲。政府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社会学家算算权力的基尼系数，再考虑什么人受损、什么人受益的问题。
他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比如说以前实行的工人退休，子女接班的政策，就是一种补偿。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但丁学良当即提出质疑，"过度持续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
针对引发人们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们认为，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化。张维迎举例分析，目前高级劳动力市场已经全球化了。企业高管动辄年薪百万元。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把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压下来，人就跑光了。而把低工资抬上去几倍，企业又垮了。
这场研讨的牵线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认为，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一个是内需不足，一个是产能过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搭上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不能只是简单分配一下，这将适得其反，不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矛盾。因为目前高收入的人反而消费，低收入的人则不敢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