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是如何“影响”欧洲的
近来，看一些新儒家的言论，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这些新儒家们从遥远的国度而来，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以及思维方式与他们毫无相干；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在过去的的传统里，它们跟现实也没一点联系。（假如传统文化与现实没一点关系， 那么对一切传统文化的探讨都是多余的。）
他们说话、行文的方式无疑是中国人特有的，非常符合传统；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因此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象一个西方二三流“汉学家”的。比如，他们只知道摘取先秦儒家的一些只言片语来说明我们文化的特性，因此得出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本精神”和“民主思想”。
死死抓住古人说过的一两句话来说明问题，这是新儒家们一惯的做法。分析传统文化和分析一个人有点相似，一个懦弱的人并不一生都说懦弱的话，但懦弱者就是懦弱者，并不因为他曾说过的一两句豪言壮语而断定他是个壮士。分析一个民族的文化，看这个民族性格就足够了；而现实之所以如此而不是那般，直接跟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说穿了跟文化有关（参考文章《文化与现实》）。如果古人说过的只言片语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
一个远离中国现实和传统的西方人，摘取中国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这样做就显得粗浅、不负责任。渴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完善”、“丰富”的“人本精神”和“民主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于是只好意淫；但如果面对现实的话，这样的意淫也太离谱；那么，只好逃离现实，双脚离开大地，闭着双眼在真空里意淫。不管是老儒、新儒，他们都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一点看来永远不会改变。孔子当年要“从周”、要“克己复礼”（他要复的“礼”是“周礼”），他的口气和现今新儒家们的何其相似乃尔？
为了说明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先进性”，新儒家们从欧洲文化启蒙运动一直扯到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又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绕到亚洲一些所谓的“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谁也没有否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合理性，它曾经（宋代的第二次“儒学革命”之前）的确是合理的。新儒家们抛开中国历史而直接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入手，显然是为了儒家思想显得更合理——永恒的合理；更先进——超前的先进。他们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启发了欧洲文化启蒙思想家的头脑，儒学中的‘人本思想’充实了他们理论上的不足，‘君轻民重’的思想则成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有力武器……”通过广证博引，试图想告诉人们，欧洲文化启蒙运动乃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启发而发生的。（可惜的是，在儒教统治下的中国却一直没有发生这样的“运动”和“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不管是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还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躯，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极其有限（新儒家们何尝不是如此）；再次，我们还要弄明白，自始至终，他们只是利用了儒学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主要是通过拼凑的儒家格言）；他们并没有用儒家思想去启蒙什么进攻什么。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长期被一种偏执狭隘的宗教意识禁锢着。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除了一个“公教”（基督教），一种“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外，再也没有什么宗教和文化存在。当欧洲一些思想家看到中国这个非基督的世界后，首先感到的是震惊，震惊之后自然会产生兴趣。新儒家们用欧洲人的好奇来证明儒教的合理与先进。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引起欧洲人兴趣的事物就一定是合理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儒学中没有超自然的神秘信仰”，这看上去的确“要比欧洲的宗教信仰合理、先进”。新儒家们又一次把欧洲人对儒教的看法当作自己对儒教的看法了。由于儒教比欧洲的宗教信仰“合理、先进”，所以，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就打出了儒教“理性”、“天人合一”的旗号，用它作为抨击欧洲传统偏见和基督创始说的武器。但是他们所要的“理性”，仍旧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理性——即针对神权而要伸张的人性，而儒教中的“理性”则是忍让与克制，目的是压制人；欧洲文化启蒙运动反对的正是神权统治下的等级秩序，而儒教中的“理”就是“天理”，就是等级秩序；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解放人，而儒教的目的是要禁锢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对儒教“理”的最好注释。那么何谓“天理”？“天理”就是等级秩序，就是特权，其实质也不过是一些人更大的“人欲”。
欧洲人并不明白儒学中“天”的含义，因而认为“天人合一”是“最自然、和谐”的法则。所以他们还主张用“天”来代替基督教的“真主”，以儒教来代替基督教等等。我们知道，在儒教中，“天”是王权的象征，“天道”即“王道”，所以，就有了伟大的天为君的道。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中国古代的“法”从来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的，没有欧洲人观念中的“法”，中国照样可以“自然、和谐”地存在下去。这和欧洲成文的法典和神权、酷刑统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就用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开明专制”来反对教会统治。在他们看来，人统治人总要比神统治人“合理、先进”，但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当人被称作“人”、“大人”、“人君”而不是“民”、“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比神厉害、残忍多少倍！中国的“官”，不论从哪方面说，都要比“百姓”更具“人欲”，因而要比“百姓”厉害得多，历来如此。因为他们就是“人”、“大人”，而“百姓”就是“民”和“众”。同样是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只有在文化中找原因。
正如新儒家们所说，在当时所谓“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教会内也出现了混乱，一种泛神论的思潮席卷了欧洲。但这一切都不是儒教的功绩，而是欧洲思想家们长期斗争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到了欧洲文化启蒙运动后期，某些思想家只推崇孔孟之道，极力反对宋代的理学思想。如果说孔子的思想当中还有点“科学”、“人本”精神的话，那么宋代发展了的儒学——儒教中这种精神已荡然无存。这是东西方人对第二次“儒学革命”的共识。
总之，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不可能理解儒教的“精髓”，他们自始至终只是运用了儒教中的某些只言片语（尽管他们也翻译过一些儒家经典书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他们利用最多的儒家格言。作为一个欧洲人用这样的格言无疑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作为中国人，用这样的格言到底有何说服力？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所不欲，强施于人”。我们从“娃娃抓起”的教育不就如此吗？新儒家们不仅擅长意淫还善于自欺，他们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明儒教强调人的独立性（儒教是从来强调共性而压制个性的），因而推导出儒教也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近代欧洲人才提出的），“君轻民重”说明儒教的“民主”思想，“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明儒教鼓励人的进取精神等等。
到了近代，为反对君主专制，为新制度鸣锣开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们当然需要“君轻民重”。新儒家们一定知道，孟子所说的“君为轻，民为重”， 从一开始到后来一直是“王化”的手段而已；它不但不
不管儒教中的“人本思想”多么“完善”、“丰富”，本质上只能成为“王化”手段，人们的桎梏。因为儒教中的“人本思想”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春秋战国时代），它根植于和欧洲迥然不同的封建土壤中。“仁、义、礼”的归宿是“圣”，“圣”的归宿是“王”；中国的王权思想和“人本思想”并不对立，王权思想属于“人本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建立在宗法制、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人本思想”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强调人性，以人为本），更不可能发展成为民主思想；它只能产生家长主义，极端专制主义。所以说充实欧洲人头脑的不是儒教中的“人本思想”而仍旧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人本思想——即强调人性，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殚思竭虑去挖掘“人本思想”不仅徒劳，而且毫无现实价值——但这却是新儒家们乐此不疲的事。他们的目的何在？《在新儒家们的精神支柱行将坍塌》一文中，我指出过，新儒家有两类：一、权贵者和权贵者豢养的儒生；二、想作权贵者而不得的儒生。现在看来还得加上一类：既不是权贵者也不知道如何去当权贵者；他们只是一些面对时代的变迁不知所措（孔子当年亦如此），只好紧闭双眼，胡乱“挖掘”，胡乱意淫的书生——这一类最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