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真正开始，也才刚刚开始。
3、有一副棺材叫天堂
父亲来到新家，吃了一天饱饭——平生第一次吃了喷香的煎鸡蛋，穿了一天新衣，和小伙伴尽兴地玩了一天。
虽然这是父亲在以后长达七年长工生涯应得的一份“礼遇”，但就这一点点感动，让父亲生前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另一个家庭非常重的一部分责任。
第二天，父亲发现：新衣服不见了，漂亮的马靴不见了。最要命的是，父亲自己用硬纸壳做的书包也不见了。
新“母亲”当着父亲的面，一点点撕碎了父亲的线装课本，再转手给他一副崭新的小箩筐：
今后家里的煤就由你挑来，一车车装太不划算了。
当时家乡的小煤矿，允许乡亲们每百斤2毛钱去矿上零挑的。矿主和矿工，大都是附近村子中的乡民，很容易和谁家都沾亲带故的。但凡有人来挑煤，矿工计称时经常会故意少报一点重量。整车装则不同，每台手扶拖拉机最多能装2000斤，但10元是绝对不能少的。
这个女人显然是很会算计、很会“持家”的高手。只不过，她那透着邪恶、歹毒的黑心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曾经多么残忍地撕碎了一个孩子梦想飞翔的翅膀。当时最近的煤矿，离父亲的新“家”至少有4公里，而挑煤的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家中最强壮的男子。
父亲，一个9岁的孩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足20公斤，不到1米身高的孩子，却有着每天10公斤的挑煤任务！
这只是父亲每天“必修课”中的一项而已。除挑煤外，他还得喂猪、放牛、挑水、洗衣服、做饭。
写到这里，我得提醒所有的读者：这不是小说，也和文学、艺术等统统无关。在闭塞如酒瓶盖的家乡，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足足10年，但贫穷还是能催生很多悲剧摩肩接踵般诞生。
可以想像，年幼体弱的父亲当时有着怎样难以言说的苦难人生！
整整七年，父亲没有任何一双布鞋，他脚上所穿的，从来都是自己用山里的草茎编织的草鞋。在寒冬腊月，父亲的双脚裂着口子，淌着淋漓的鲜血，还得每天天不亮爬起来，饿着肚子，踩着咯吱作响的霜雪去4公里外的煤矿挑煤。回家后，他还得生火做饭，等“父母”起来吃完后，揣上一个、半个红薯去放牛。
所有见过父亲脚上裂着口子、淌着血挑煤情景的村民都不忍目睹惨状，热心的大婶开始纷纷登门去劝说那个蛇蝎女人积点阴德。但父亲往往会因此被整得更惨，理由是她怀疑父亲“在乡邻面前说她的坏话”！
消息很快传到祖父母耳中，老人家才知道自己的“为父亲着想”将亲生儿子推向了一个什么样的火坑。
祖父母整天思忖着怎样将父亲重新接回家中，但对方此时却振振有词地拿出了“过继合同”，死活不肯放人了。年迈而柔弱的祖父多方努力后，只能放弃这个“营救”计划。
现在很多认识、熟悉我的朋友都很诧异于我内心的坚硬和冷漠。是的，很多时候，当所有人都在为街头的某宗车祸，报上的某则新闻，荧幕上的一段故事而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时，我却是无动于衷的，甚或，嘴角还挂着不屑一顾的、残酷的冷笑。
我的父亲，一个10来岁的孩子，每天除了要干完足以让任何成年男子发怵的活儿之外，还得时时担心、忧虑着那个蛇蝎女人手头的鞭子：衣服洗得不够干净，鞭子来了；牛看起来瘦了点，鞭子来了；挑的煤不够称（父亲16岁离开时，每天的量已经加到120斤，女人干脆做起了煤生意），鞭子来了；饭做得晚了点，鞭子来了；饭盛得慢了点，鞭子来了；菜炒得不合口味，鞭子来了……随着鞭子附加的惩罚，就是动辄一顿、两顿饭的挨饿。父亲的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年幼的父亲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为自己声辩的机会，每每在被打得无法忍受的时候逃出门去。当然，回来时肯定又会遭到新一轮更残酷的暴打。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父亲如果不逃，很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当时的家乡，夜间还会有豺狼之类的畜生逡巡。那个蛇蝎样的女人，根本就不会想起要去找寻一下在外过夜的父亲。幼小的父亲根本没力气和这些噬血的家伙对抗，只能寻找安全藏身的地方。
天可怜见，父亲很快在族中的祠堂找到一副棺材（乡下习俗，常常会为家中的老人随时准备好这样的“千年屋”的）。在新家长达7年的“长工”生涯中，父亲至少有一半的夜晚是在这副棺材中度过的！
后来，当棺材的主人过世，儿子们将父亲盛敛，揭开盖子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里面，有满把的干稻草，不少的红薯皮，稻草上随处可见肚子鼓鼓囊囊的肥虱子！
这样的一副棺材，曾经是我父亲无尽苦难中唯一的避难所，全部的天堂！
有哲人说过：穷人在流泪的时候，往往是带着酸楚的笑的。亲爱的读者朋友，我有这样的父亲，还有多余的同情和泪水可供分享吗？！
4、有一种倔强叫“男人”
1965年，父亲16岁。不知道当时的养父母家是哪辈子积的德，十多年的四处求医问药，居然恢复了“生产”，先后产下二女一子。所有孩子的照料、喂养都一股脑儿交给了父亲，男孩出声后，父亲的日子更加不好过，孩子哭了、饿了、瘦了，等待父亲的永远只有那根已被鲜血打磨得锃亮的牛筋鞭子。
在又一次无端挨打后，父亲披着遍体鳞伤，趁夜逃回了村子。看着跪在眼前的儿子，衣不蔽体，在寒风中瑟缩着身子，满身的跳蚤在遍体的伤痂上寻找下嘴的地方，却很快耷拉着脑袋在冰冷的地面睡着了。祖父不由得老泪纵横，连夜将诉状呈到了乡里。
乡公所的人在百般震惊之下，很快办理了此案。父亲重新获得自由，那个蛇蝎女人，或许实在受不了内心愧疚的煎熬，居然在被拘留的第二天，叫着“儿啊，娘对不住你！”赤身裸体地跑到大街上，疯了。
父亲剃光了头发，在硫磺水整整泡了一天来驱净身上的跳蚤。在回到家的第二天，主动找到了邻村最出色的老木匠，要求拜师学艺。
白发苍苍的师公当时已经“收山”了将近10年。但老人家早就听闻过父亲的不幸，爽快地收下了这个“关门弟子”。
当时的手艺人，是划归“资本主义小尾巴”一类的，是被“割”的对象。为此，父亲白天照样要出工挣工分糊口，学艺只能在夜间偷偷进行。
晚上9点从田间完工，匆匆吃过晚饭，师徒俩就点着煤油灯或就着月色在院子里悄悄地授艺。
父亲识字有限，但由此却锻炼出过目不忘的好记性。事实上，一直到过世之前，父亲随身都带着一本我们用旧的《新华字典》，随时找人教一两个字。等我们兄妹仨相继上学后，父亲经常会给母亲和我们兄妹写信，每行字都另外留出一行空白，要求我们将信中的错别字一一更改正确，随复信再寄回给他。记忆中，等我读到高二时，我们已经很难再在父亲的来信中找到一、两个错别字了。倒是粗心的弟弟经常在收到父亲的回信时，父亲会将他信中的错别字更改正确。
当时的父亲，没办法将师父所教的东西马上记录记好。但有心的他会很聪明地用自己所独创的“文字”、符号等及时将当天师父的“教学要点”记录、整理好。
每逢有上山割冬茅喂牛、破草皮蓄肥的机会，父亲就会偷偷地将一些枯树干、废树桩拣到一处。完工后再背回家中，晚上就用这些道具尝试着砍削斫刨，尝试着做板凳、小条桌。师公当年一直纳闷着父亲为何能学得这么快，这么好，别的弟子要用一个月才能掌握好的一门技巧，父亲只用10来天就能使得中规中矩、有板有眼了。
好学而善于用心的父亲很快就成了闻名十里八乡的“名匠”。后来，父亲更虚心向周围的年轻人求教，甚至能单独作出出色的设计图纸了。
5、拿什么仰望你，我的父亲？
祖父和外公，一个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书生，一个是药到病除的医药圣手。看起来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两个人，在祖父一次被剧毒的“五步蛇”咬伤时成了八拜之交。“五步蛇”，中者五步必死，可以想见它的毒性何等猛烈。当时要不是外公刚好在附近采药，祖父很可能就此丧命。
成为莫逆之交后，祖父不断地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外公“鼓吹”读书的重要性。母亲和我三个舅舅不久就成了祖父当时执教的乡中心完小的学生，这是外公家族中三代之内第一批走进学堂的“读书人”。
母亲和父亲同年，是家中的长女。9岁才能够上学的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聪颖加上勤奋，她几乎每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为此，学校主动免掉了母亲一切学杂费，她每学期都能够获得不少的“奖品”——铅笔、作业本，弟弟们甚至都不用花钱去另外买这些学习用品了。到现在，舅舅们来家中做客，还经常开玩笑说：你妈是中国最先搞“大包干”的优秀个体户哦。
因为中心完小距离外公家有七八里路，离我们村子却不足500米，祖父就主动提议将母亲接过来住在家中。就这样，母亲一直在祖父家中住到初中毕业，16岁才回到外公所在的村子。这也是后来母亲跟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张家童养媳”的缘故。
母亲来时，父亲已经过继了。因为养母的刻薄，父亲逢年过节都很难有机会回来探望祖父母一趟。到母亲正式过门前，他们只在父亲偷偷溜回家时见过两次。祖父面子薄，从来都说父亲是自己的远房侄子。一向心细如发的母亲很快就从乡邻们的只字片语中知道了真相，怕祖父脸上不好看，一直没有点破。无疑，那个时候的父亲，在母亲眼中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母亲清楚地看到他瘦小胳膊上的新伤旧痂，却从来没在父亲眼中见到过一丝诸如悲伤、沮丧、愤怒的神情，在碰到上门来的乞丐或看见受伤的动物时，他的眸子会即刻漫上悲悯的水雾。
父亲的这种善良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秉性获得了所有周围人的一致赞赏。家乡手艺人拜师学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师三年”：但凡有人磕头拜师，不论资质如何，一律三年后出师。这三年中，师父的衣食住行全部交由徒弟伺候，有一定基础的弟子可以干些毛坯出活，雇主一般会按师父一半的标准支付工资。没出师之前，徒弟所有的工资都归师父所有。当时师公已经收山，爱惜父亲的勤奋和志向，怜悯父亲少时的不幸遭遇，已经名言准许一年后成功出师的父亲可以自主支配工资。但父亲在满师后的三年中，还是将所得悉数交给了师公。一直到师公过世，逢年过节，父亲都会亲自或嘱咐母亲备办一些礼品去师公家探节。
记忆中，虽然父亲长年累月奔波在外，但他在村民心中的威望很高。每次回家，父亲总会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们：或帮老人挑水，或为村民修理损坏的家具，或为挑重担的人帮挑一段路。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带回一些外地的土特产，送给左邻右舍尝个鲜……似乎从我能记事的时候，父亲每次回家，都会是村中的一件大事一般：孩子们绕着他嚷嚷着要零食，村民进来寒暄，工友们闻讯赶来攀谈……父亲憨憨地浅笑着，忙着给大家递烟倒茶。有时候，父亲还没来得及抱一下弟、妹，就被那些请求帮忙的村民唤走了。少时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父亲到底是不是我们兄妹的父亲？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还先享受到父亲怀抱的温暖？为什么别人家的事情明显小得多，缓得多，父亲伸出有力的大手先加以解决？
父亲临走时，十分抱歉地望着母亲和我们仨兄妹：这个家，我欠得太多了！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父亲，是长在黄土地上的一株树，他为每一个经过的人们遮阳挡雨，为每一个饥饿口渴的人们奉上甘美的果实。他不会是一个盆栽，他的根系深入、广泛到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是属于我们的，但更是大家的。
或许是父亲这种与生俱来的坚强和良善给母亲在母亲少女的心房烙下过太深的印痕。成年后出落得花朵一样水灵秀丽的母亲拒绝了络绎不绝媒婆的提亲，直到被县城抽调修筑水库的父亲工程结束回来，祖父亲自上门说媒，母亲很干脆地应承下来。
父亲非常得意自己的婚姻，少年时期，他就从祖母和村民口中听闻过母亲是如何善良大方，待人接物是如何礼貌周到。祖父的说媒，纯粹是父亲拼命鼓噪的结果。
现在回想父母长久而短暂、瞬间却亘古的爱情。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相知相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爱情，很苦、很累，但却能轻易让你铭刻五内，足以让许多朝朝暮暮厮守在一起的痴男怨女们欣羡和嫉妒了。
6、有一种浪漫叫“搬家”
1975年，父亲正式迎娶母亲进门。说是“迎娶”，其实，因为父亲长期在外揽木工活，没办法在家劳动挣工分，生产队历来都会扣发我们家全部的“救济粮”等相关一切补助物资，兄长们纷纷成家另起炉灶，祖父母的赡养义务就责无旁贷落在父亲肩上。所以，虽然父亲出师独立拿工资已有6年多，但除开自己和父母的生活费外，已所剩无几，基本上没什么积蓄。父亲娶亲，根本雇不起鼓乐手，更甭提弄个当时流行的小面包（车）来接送亲队伍了。
舅舅、小姨等整整步行近两个钟头，才来到村子。放几挂鞭炮，父母就在贴着大红“囍”字的祠堂祖宗牌位前拜了堂。
第二天，勤快的母亲一早醒来，就挎了竹篮上山寻猪草了。待回来时，母亲惊讶地发现：新娘簇新的袄子不见了，床上的新床缛不见了，就连那双足有40码的八成新的雨靴也不见了。
父亲一脸愧疚地迎着母亲疑惑的目光，半晌才嗫嚅着解释：用来打扮新娘子的新衣服和被褥，是临时借了别人去年结婚时的陪嫁；雨靴是二伯父的；房子，是借了在广东打工的堂哥的……
母亲有时会和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被父亲“骗婚”来的，但她同时承认，这是父亲“骗”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每到年底，堂哥和堂嫂照例会回家过年的。为了解决“住”的问题，父亲和母亲在自家的稻田圈出一块，每天和泥扮砖。父亲扮，母亲端，九月过后，天气转冷，接着是霜冻。父亲赤着足，每天在冰冷的泥水中至少站上10来个小时。手脚龟裂出血了，用几片破布包着继续。
整整两个多月，父亲扮了不下3000个土砖。好事多磨，这批砖被送进土窑烧烤时，因为筑窑的师傅没掌握好通风，砖面根本没出釉，干燥易脆，只是一批用不上的废砖。
为了这一窑砖，新成家的父母花完了全部的积蓄，还欠下多达4000余元的外债。当时，父亲的工钱是一天15元，这意味着，几乎整整一年，父亲不吃不喝地做工，才能刚刚还完欠债。
男人的血性和农民的坚忍此时在父亲身上结合得异常完美。仅仅叹息一晚，父亲再一次站在了那个土坑中。
堂哥回来了，父亲不得不搬家，住进了几乎废弃的祠堂中。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父母一直住在祠堂中，这是父母“借住”的岁月中最久的一次“寄人篱下”。等到快过年了，祠堂要进行春节祭祖，父母只得再一次搬家。
就这样，等到第二年开春，父亲扮完砖，烧了窑，在8月建了第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父母一直处于搬家的颠沛流离中。
第二次烧砖窑，家中没钱，没米，没菜。外公隔天送一挑鱼肉青菜或大米过来，招待那些来帮忙建房的乡亲。亏得父亲在乡民中的人缘和口碑一向不错，欠下的工钱等一切债务直到我6岁上小学时才还清。
大年除夕，我的父亲，扮完最后一块土砖，洗干净手，放了一挂清脆、嘹亮的鞭炮“开财门”。
多年以后，村民在提起父母当初的这段往事时，还会翘起大拇指：
男人，就该这样；
夫妻，就当如此。
7、那个用麻绳抽我的男人，名叫“父亲”
小时候，我忒淘，作为“孩子王”，带着村里一帮“刺头”三天两头地四处闯祸。后来村民几乎都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要是谁家的南瓜被掏了洞（我发明的‘南瓜酒’酿造术——在南瓜中放几颗用来发酵的药丸，两三天时间就能喝上清香扑鼻，甘甜可口的‘南瓜酒’）；谁家才拇指大的青桔子被摘了；谁家刚挂果的豌豆被糟蹋了……都毫无例外地直接到家里向母亲告状。
母亲体弱，往往刚拿起竹枝和笤帚，我早撒丫子跑远了。只有在晚饭时候，母亲才能逮到机会，好好教训我这个“活阎王”（母亲给起的绰号，说我是阎王转世，迟早会把她活活气死），竹枝不知道打断多少根，搓衣板也跪了不少，但用处不大。小时候的我特别倔，经常是母亲打累了，打心疼了，我若无其事地爬起，上桌吃饭。
母亲心软，那些“刑具”从来都只往我屁股蛋上招呼。我掌握了这一规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淘，甚至，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摘东家的枣，偷西家的瓜，有一次，还把村中寡妇四奶奶家唯一的芦花母鸡偷来在山上做了“叫化鸡”。
这时的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父亲开始给我写信，一再警告我要做个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我根本不把这些文字和父亲的警告放在心上：父亲一般要到年三十才能回家，大过年的，谁愿意将自家的孩子痛打一顿，惹出哭声触霉头啊（家乡迷信，年三十和正月十五‘出节’前，谁家有哭声，会招来灾祸）？父亲一向迷信，每次年三十我们兄妹大肆索要压岁钱和礼物的时候，父亲从来都会尽量满足的，怕的就是我们小孩子不高兴哭闹带来晦气。父亲，怎么可能在年三十来揍我呢？
我的这个幼稚而愚蠢的“经验”最终为我带来了一次惨痛的教训。
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由此看来，所谓的“经验”和“规律”，都有着特定的生效时间、范围的。
在帮父亲清理行李箱时，我意外地发现一张揉成团的10元纸币！
1分钱1颗糖，这会是多么庞大而诱人的一堆糖果啊！
我抖索着的手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将这张纸币揣进了口袋。
我当然不知道，这是父亲精心为我策划的一个陷阱。
傍晚时分，正是吃团圆饭的时候。父亲叫我坐在他的旁边：
有没有看到一张10元钱？
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下午的时候，我已经花了1.8元买了炮仗、糖果慰劳我那些部下了。
父亲一向嘴拙，只用沉闷的嗓音再问了一句：
有没有看到一张10元钱？
才两岁的妹妹许是被父亲脸上当时的腾腾杀气吓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只觉得背上一阵阵发冷，嗓子眼干涩无比。艰难地吞了口唾沫，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明显透着苍白的怯意：
没，没看到。
父亲“嚯”地一声站了起来，等我发觉双脚已经离地的时候，父亲已经一把拎着我到了木制楼梯旁。几秒钟时间，父亲已经将我扎实地捆在了第三级楼梯上。
父亲找来了家中用来提吊整筐稻谷的麻绳，足有大人拇指粗。
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这个时候，是万万不敢吱声的。
麻绳没头没脑地抽在我的身上。
新衣服裂开了，然后是我的皮肉。
鲜血从那些裂口涔涔而出，直到在地面汇聚成一个小血洼。
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用“打”的方式教我做人的道理。整整一个小时的抽打中，父亲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只盯着我惶恐万分的眼眸，一眨不眨，一瞬不瞬。
我的父亲，以男人特有的对话方式，告诉我一个鲜血浸染的道理：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理由去占有别人的血汗和劳动成果。
8、父亲送我三句话
1990年，我考上县城国家级重点中学——耒阳二中，开始自己独立生活的求学生涯，此后，一直到父亲过世，我每年最多只能借用放假的机会回家两趟。
临行前一晚，父亲为我打包收拾行李。多年摸惯了斧头、刨子，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显得非常笨拙，怎么也穿不好新解放鞋的鞋带。母亲默默地蹲下，接过父亲手中的鞋子，穿着鞋带孔的手指微微哆嗦着。
父亲蹲在地上僵立了好久，在略显昏暗的电灯下，我注意到，父亲的眼神有些无奈的迷离，眼角的鱼尾纹难以察觉地抖了几次。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我的父亲。长期的伏身推刨拉锯，父亲的后背有了微微的隆起；五指的中指关节处，都有了厚厚的一层老茧，他的手指，无论怎样用力并拢，都不能做到严密无缝；在厚茧上面，因为水泥的侵蚀和长期在风霜中曝露的原因，裂开了大小深浅不一的口子；前几天敲钉子不慎，左手大拇指还缠着两层纱布，因为穿鞋带用力过度，可以看到新鲜的红色液体慢慢泅洇开来；刚过四十的父亲，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心劳力，头发已脱落成稀疏的薄薄一层，中间还夹杂着不少的灰白；刚才的挫败显然让父亲心有不甘，男人黯然地退在一旁，不安地交互搓着自己宽厚的手掌……
我轻轻地推开门出去，9月的晚空，星星窥见我满脸的晶莹。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学校报到。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问过我两次要不要喝水？
这个男人特有的沉默，让我在公共汽车上，在离故乡渐行渐远的长途汽车上，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味和铭刻小河、牛羊、炊烟，以及所有的一切：
想起我的启蒙老师——祖父，那个到死都穿着对襟布扣长衫的老人，三岁教我识字，早上6点用板子抽着我的屁股帮忙驱赶瞌睡虫……
想起父亲唯一的一次带我和小弟去3里外的陈村看电影，结果，骑在父亲脖子上，刚学会说话的小弟只一句“尿尿”便浇了父亲劈头盖脸。回来的路上，因为夜间水面反光，父亲错把稻田当大路，一脚踏进了泥水中，我刚来得及幸灾乐祸地笑两声，却因收不住脚步，跟着重蹈覆辙。看着我脸上兀自挂着笑容的尴尬和沮丧神情，父亲爽朗的笑声在冬夜中传得好远好远……
想起7岁时第一次随母亲下田插秧，因为惧怕蚂蟥叮咬，我用母亲扎辫子的橡皮筋将长裤的底端箍得严严实实，并用力将双脚尽量更深地插进泥中。结果，因为过于专注于是否有蚂蟥叮上，一垄秧苗插得歪七扭八，像极了刚学绘画弟弟第一副向日葵作品中的葵花籽……
想起第一次割稻时，因为没掌握好要领，镰刀深深划进左手虎口。母亲含泪为我包扎，却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眼中的可怜神情，“逼着”我再一次拿起镰刀……
想起父母每年都为我们兄妹仨添置一套新衣裳过年，自己却从来没有做过一条新短袖……
想起第一次参加全国小学生征文大赛颁奖，将早饭桌上剩下的两个半馒头用报纸包着回来，盛夏时分，隔夜的馒头已经有了明显的醙味，母亲却啃出了两眼幸福和骄傲的泪花……
想起因为贪玩一度成绩直线下滑时，父亲领着我，在八月酷暑正午12点顶着头上的火轮，迎着阵阵袭来让人窒息的热浪，在自家的油茶山上挥锄“翻山”（将杂草和杂木清除，便于茶树更好地吸收更多养分，提高挂果率）。在肌肉几近痉挛，神志近乎迷糊，意志接近崩溃的煎熬中，我真正认识农人生存必须面临的无可奈何的艰难……
想起母亲在昏暗的白炽灯下，边织着毛衣、纳着鞋底，边抽背我的语文课文。至今，我还能背出不少的篇目……
想起母亲花了整整一冬，到小河里挑河砂，重新铺好两个房间近300平米的地面。而那时，一车河砂加上运费，只不过28元而已……
想起父亲出外打工，为了多挣5元钱，每天自愿加班到至少夜里11点。夏天舍不得买一盘蚊香，一床被子用了将近20年，里面的棉絮早结成团块，厚薄严重不均，根本没有保暖作用……
……
思绪飘飞之际，汽车哐噹着停下了。
父亲执意独自提着所有的行李，走了近15分钟，到了二中门口。
父亲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将被褥等放下，将书包挎到我肩上。
有车辆驶过，扬起一阵风尘。父亲的头发像稀疏的草茎，微微地摇晃着。
爸，您早点回吧，晚了没车。
父亲点点头，转身。
走了一两步，父亲叫住了我。
清平，爸要告诉你三件事：
迎面逼近的人，只要他手里没有足够致你于死地的武器，对他，永远保持友善的微笑；
不动用斧头和刨子，你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像样的家具；
出门在外，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
说完后，父亲转身，大步流星地迅速消失在街头的转角处。
父亲这三句话，在弟、妹上中学时，也原样地教给了他们。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应该是在当时近两个小时的行车颠簸中灵感得来的。
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三句话的所指含意到底是什么，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咀嚼、回味父亲的这番话语时，我明白：父亲，在教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
与人为善；
舍得之间，目光永远看着前面；
敢于行动，勇于负责。
我得承认，父亲的这三句话，让我们受益终身。
父亲这三句话，也让我十分反感现代都市人将乡下农民归于“没见识、不讲理、爱计较”等的认知领域。
真理从来都是朴实的，根本不需要任何华丽而多余的装饰。
9、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该怎样寻找光明？
初二上半期，我遇上人生中第一片阴霾。
当时学校是凭票供应饭菜的，由于学生大半都是寄宿生，同学们大抵都习惯将父母每月提供的生活费一次性买好全月所需的饭、菜票。饭堂离我们C142班的教室只有不到100米，而宿舍却要穿过巨大的运动场，相隔饭堂在400米开外。大多数同学贪图方便，习惯将饭、菜票锁在自己的课桌文具盒内。
一天中午，因为要参加《初中生》“学雷锋、赖宁征文”，下课后我奋笔疾书完整篇文章，迟走了十来分钟。拿起饭盒，快到食堂门口，想起黑板尚未擦好，身为班长的我毫不犹豫地中途返回教室。擦好黑板，等我赶到食堂，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经差不多吃完。
吃完饭，回到宿舍，洗好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看看离下午上课的时间只有不到15分钟，我决定先回教室，提前预习好功课。
远远看见班主任梁老师正在教室门口向外张望着，透过教室透明的玻璃，我看见无数的人影在晃动。
怎么，老师，下午有领导来吗？（二中是县城唯一的国家级重点中学，经常有省、市教育局领导或外地的学校来人考察、交流，经常要突击性搞卫生）。
没，没有……老师似乎有点支吾，看着我的眼神也没了往日的和蔼与温暖。
经过老师身旁时，老师愣怔了好一会，才发觉自己堵住了入门口，侧身为我让了道。
我的脑袋似乎一下子扑进了无数的蜜蜂，嗡嗡作响。
映入眼帘的是倒数一、二排的12张课桌，课桌盖被反扣在桌面。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书本、作业本，一片狼藉……
我的脑海像放电影一样迅速上映着今天所有经历过的画面……
无疑，当时我脸上的神情是惊疑不定的。
老师连叫了两次我的名字，我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可是，马上要上课了。
先不要上课，跟我到办公室！
老师的语气透着不可抗拒的威严，我在冷峻中感受到丝丝寒意袭来。
办公室里，还坐着两位别班的教师。此刻，正埋头批改作业。
中午下课后，你到哪里去了？
我有点发怔，迟疑了好一会才发现：老师的目光和语气投掷的方向，正端正地落在我的身上。
其余两位老师抬起头来，饶有兴趣地看着微微有些战栗的我。
我把自己怎样课后赶写作文晚走，中途折回来擦黑板，吃完中餐去宿舍洗衣服的过程详细地述说了一次。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是带着哭腔讲述完的，眼泪，也开始在眼眶内打转。
有谁和你在一起？
谁和我在一起？我苦苦地回忆着，因为写作，因为中途折回，实在没人和我同行。当时我幼小的心灵中，还没有“证人”的概念，只是天真地认为：孩子，有可能对自己的老师撒谎吗？
或许是觉得暂时问不出什么，老师挥挥手，让我“先回去上课”。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来到教室门口，也不知道自己像钉子一样在门口“竖”了多久。直到在黑板上板书的数学教师转身的当儿，才发现了我。
“怎么搞的，快下课了，还不进来？”
年过半百的数学老师姓李，是个满脸和蔼的老头，虽然我的迟到和突然打断教学让他有点恼怒，但老师的话语还是让我觉出寒冬中的温暖。
我向李老师深深鞠了一躬，投过感激的一瞥。
虽然我低着头，但还是能感觉到同学们窃窃私语下的骚动。
李老师显然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大约一分钟后，我才听到老人讲课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的耳朵能清晰地听到讲台上老师讲解习题时的每个音节，却根本无法理解和记住哪怕一个音符。
我明白，后面有不少同学在偷偷打量或直面正视我的背影，因为我的脖颈有阵阵灼热的痛楚。
我很反感这种感觉，尽量将身子坐得笔挺。
接下来的三节课，我不知道来了哪几位教师，教授了什么内容。
晚自习开始了。
一直坐在位置上没动的我终于拿起笔，打算将自己今天的行踪再书面向老师解释清楚。
白天的热闹和喧嚣渐渐淡化、远去，夜色，给了我这样一个农家孩子思考和为自己辩驳的勇气。
我刚刚开了个头，梁老师的声音在教室门口响起：
张清平，出来一下。
老师显然不想干扰正在自习的同学们，声音压得很低，几乎可以赶上武侠小说中的“传音入密”了。
但我还是大吃了一惊，以至于匆忙站起时肘部碰翻了课桌上的课本和文具盒（我用一个金属糖果盒改装的）。
“沙沙”的翻书声暂停了一下。
我不敢蹲下身子去收拾地面的狼藉，或许，梁老师会在此时告诉我：
哦，那件事情，我们查清楚了，与你无关。
刚迈出一步，我听到脚下发出“吱”的一声脆响。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火辣辣地疼——那是我小学四年级参加全区语数联赛获得第一名的奖品，我第一次拥有的一支“英雄”牌钢笔。
前面的梁老师似乎在夜色中迷路了，经过年级办公室时居然没有停步。
当老师推开一扇门时，我注意到了，门框上方有一个标注“教导主任”的四四方方、端端正正的金属牌。
办公室里坐着两位，一个是被同学们背后称为“判官”的教导主任。奇怪的是，村中的一位论辈分我该称呼“伯父”的老师也在，他是高三物理教师，怎么会在这里？
正在我倍感纳闷的时候，“判官”说话了：
我们认真考虑过，基于你家境贫寒的原因，学校理解你的一时糊涂。你只要承认错误，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糊涂”、“承认”、“错误”、“既往不咎”？这些平时异常简单的词汇，我今天为何难以理解它们的真实含意？
我非常惊讶地看着“判官”，居然忘了回答。
“伯父”一声咳嗽打破了尴尬的沉默，显然，面对这种场景，他觉得十分的脸上无光。有点多余地拍了拍沙发靠手：
人不怕犯错误，咳咳，知错就改就行。小时候是因为淘气，但现在你已经是中学生了，应该能够正确认识这种行为了。
我脑海中越发糊涂了，我什么时候“糊涂”，犯过什么“错误”，需要“正确认识”，需要“承认”以博得学校“大度”的“既往不咎”？
在“判官”有点不耐的严厉目光注视下，梁老师有点吃不消，语气透着冰冷和锐利：
你只要承认同学们的课桌是你撬的，饭、菜票是你偷的，学校答应将这件事保密，并不记入你的档案。
我想当时的自己肯定是比听到了任何笑话更觉得好笑，我居然忽略了这是一种多么严肃的场面，居然忘了要怎样毕恭毕敬地尊敬老师，居然还颇为幽默地说话了：
请问老师，这是在风波亭吗？
说完，我扔下面面相觑的三位“灵魂工程师”，推开门，走了出去。
当然，一向懂得礼貌的我不会忘了关门这个细节。
门阖上的一瞬，我依稀听到里面有讨论的声音响起。
因为学校毗邻小河的缘故，冬天的夜晚，还是会有阵阵寒风路过。
风吹得我的眼睛有点疼，感觉眼眶涩涩的，却没有泪。
晚自习结束了，我的耳朵不时闯入锁柱嵌入锁穴清晰的“咔嗒”声。
同桌小明就住在学校附近不到500米的教育局机关大院内，他起立、俯身。
耳畔又传来一声清晰而嘹亮的“咔嗒”声！
我非常吃惊地抬头望着小明：他是走读生，吃、住都在家里。
在我询问目光的注视下，小明显得十分慌乱：没，没什么意思。
我的语气中明显透着揶揄和鄙夷的味道：
这样的锁头，你觉得安全和可靠吗？
小明在我放肆的大笑中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10、惊天一跪
因为我的“拒不悔改”，我的课桌被学校搬到了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我也暂时被剥夺了“听课”的资格——虽然学校没有说明我不能听讲，但谁能想像一个14岁的孩子在自尊最为强烈的年龄，能够怡然自得地在满布怀疑的目光下，在教室门外的走廊上，平静地上课？
我想起父亲，我不明白：自己“友善的微笑”为何会换来这样的对待？我不“惹事”，更不“怕事”，但我该如何做好属于自己的“一件像样的家具”？
平生第一次走进邮局，第一次给父亲发了电报。
第二天下午，在韶关打工的父亲出现在宿舍的门口。此时的我，正斜倚在床上，手指间燃烧着香烟，看宋强、张藏藏等五人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地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不下20个烟头。
窗外，可以听见某个教室传来的《I can say my ABC》的歌声，这些热闹与我无关，和我的课桌一样，我们彼此在镌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中沉默了一个多星期。
父亲走过来，从我手中夺过香烟，踏灭在自己脚下。
这时我才惊觉父亲的存在。父亲的脸色有点阴，至少我知道，自祖父的父亲开始，族谱中还没有关于吸烟的任何记载。
还有呢？
父亲的声音有点哆嗦。
我坐起身，从枕头底下把剩下的半包“相思鸟”（售价2元）递到父亲手中。
父亲把烟一棵棵掏出来，慢慢地撕着过滤嘴、包装纸、烟丝。
在父亲撕扯的过程中，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竹筒倒豆子般一一盘剥出来。
当时的我很奇怪，整整10来天没说话了，我的表达能力不但没蜕化，似乎还更进了一步。
苦难催人早熟，是否这个原因作怪？
父亲的手一直在抖着，连同手上的老茧。伴随我的语速、语调、语气的不同，父亲手指的动作幅度、手臂青筋的凸凹程度，撕扯的力度、速度都有着鲜明的不同。
我说完的时候，父亲手中最后一棵烟刚刚撕开过滤嘴。声音的突然中断，似乎很让父亲突然吃了一惊，手一抖，“相思鸟”带着撕开的过滤嘴包衣，像断翅的鸟儿一样，翩然坠地。
父亲怔了一下，俯身捡起，将过滤嘴连根摘掉，对我说：
点上吧。
我非常讶异地望着坐在对面床沿的父亲，父亲直到现在还没有抬头看过我一眼，他，一再警告我“糟蹋老子的钱买烟买酒，老子灭了你”，从来不沾烟的父亲，居然会让他还在上初中的儿子为他点烟？
香烟点着了，打火机迅速易手，攥在了父亲掌心。
父亲狠命抽了一口，付出了长达10秒左右剧烈咳嗽的代价。
完了？
完了。
就这样？
就这样。
你发誓？
我发誓。
……
父亲掸了掸烟灰，站起身来：
平仔，爸和你去见校长。
谢校长正准备下班，见有学生家长来，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让进了办公室。
当我说出自己的班级和名字时，校长脸上开始蒙上一层薄霜：
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二中建校70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失窃事件，市教育局领导批示：必须严肃处理。其它的学生都能找到同行的旁证，张清平同学却始终没法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鉴于他在学校表现一向很好，又为学校挣得不少名誉。学校已经决定低调处理此事，只要他作个形式，写一份《保证书》，学校甚至可以考虑代为赔偿被窃学生的损失……
父亲哈哈大笑：
虽然我读书不多，但《水浒》的故事听过不少，听着怎么有点像梁山被朝廷招安的味道呢？
在父亲背后的我被逗得“噗嗤”着乐不可支。
校长脸上青紫混杂，尴尬的神色无法言表。
父亲却在这时猛然回过头来：
蠢材！还笑！脸丢得不够吗？跪下！
父亲的眼中，有一种东西在日光灯下熠熠生辉。
我甚至还来不及收拢上下嘴唇，刚刚发出的笑声还在校长办公室四处撞出回声。父亲一脚揣在我的膝弯，我“扑通”着跪下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小时候向着母亲跪搓衣板，内心震惊、愤怒无比的我立刻想到立起。
这是一次徒劳的挣扎，父亲的右手正端正地按在我的肩膀上。
校长脸上神色舒张开来，有一种凯旋的味道。
我还在拼命挣扎，却突然觉得肩头的压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左耳相继传来一前一后两声沉闷的巨响，我只觉得眼前光线暗了一下。
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沸腾，这些澎湃的岩浆一起向我的脑门奔涌，耳朵嗡嗡作响，我能感觉它们在我的眼角膜、耳膜、鼻翼、喉头冲突、撞击，要破门而出，要冲天而起。
耳际有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起，我听不清内容，却咂摸出惶恐、无奈甚至软弱的味道。在近乎眩晕的感觉中，我的眼前，父亲重叠着的身影争先恐后地向我扑来……心口抽搐着阵阵剧痛，仿佛身子一阵阵发软，我晕了过去。
我的父亲，那个年逾四十，从未服过软，从未认过输的父亲；那个就算被继母打瘸腿昏死过去，都未曾喊过一声“疼”的父亲；那个以乡下人的勤劳和坚毅赢得无数雇主和全体工友无上尊崇的父亲。在他所深深热爱的故乡土地上，在有着“最后一块净土”无上荣誉的校园中，在“传道、授业、解惑”者面前，为了一个被冤枉的儿子，为了儿子的前途，他生平第一次向某些被称为“权威”和“压力”的物什下跪！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父亲拉了起来。
环顾四周，才发现校长已经不在了。
孩子，我们回家吧。
父亲的语气透着绝望的悲凉。
事实上，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告诉我当初和校长的对话内容。
父亲当时只对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你妈，她心脏不好。
第二天，父亲领我很快办完退学手续。
红砖、青瓦、黄土地，辣椒、扁豆、哭脸瓜（苦瓜）。在炊烟升腾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在村头的苦楝树下，苦楝花瓣落满双肩。
蹲在木板盖住的茅坑上，听着粪便掉落的清脆声，霜冻未到，一只长脚蚊成功偷袭了我的臀部，红肿的疙瘩迅速溢出麻痒的快感。
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和亲切着！是的，故乡给了我贫穷，给了我落后，给了我瘦弱，给了我苦难，但同时，它也给了我坚强，给了我尊严，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希望，给了我追逐辉煌和荣光的方向！
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向母亲解释我的退学原因的。
第二天，母亲早早为我们做好早饭。父亲，重返广东韶关；而我，却要到距家6公里左右的夏塘镇第八中学作插班生了。
（补记）在初三第一学期快期末时，我收到小明的信。隔壁班上一位刘姓老师的弟弟，和我们同年级，因为赌博，撬箱子偷了哥哥的存折去银行，始终无法说出正确密码，被银行保安当场抓获。派出所随后掌握的情况是，当初的课桌被撬，同学们的饭、菜票被偷，也是他的“杰作”。
小明的信来了不到三天，二中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说是“鉴于某某取得的优异成绩，特招录取为本校C142班学生”。
我认真地检视了信封，除了通知书，其它什么也没有。
通知书被我撕得粉碎，顺手扔进学校的化粪池内。
那些习惯了以俯就的姿态来“关心”、“帮助”学生的老师也许根本就不会明白：
孩子可以被无辜伤害，因为他们无权选择。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我们，需要真诚地忏悔和道歉。哪怕，仅仅给孩子一个重铸信心的理由。
其实，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并没有“沉冤昭雪”和“平反”等严肃而重大的概念。我所渴望的，仅仅是一份真实情况的说明材料罢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