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可能的世界與最壞的可能

原出处： IT經理世界    转自： 新浪网新浪杂志

當我們參與公共選擇時，每個人的偏好刻畫了每個人關於各種可能的公共生活的價值判斷。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驗證了黑格爾的名言：重要的歷史事件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出現時是鬧劇。目前還在演的這場戲劇，從宏觀調控開始，先是悲劇性的，後由“郎泡沫”轉變為鬧劇性的，讓我覺得這個社會正滑入許多可能世界當中最糟糕的那種可能世界。

　　公共選擇可以想像為這樣一個過程：首先，在可選方案的集合上，每一公民根據他的偏好，對任何兩可選方案的滿意程度給予排序，假設他永遠知道如何排序。其次，在任一政治制度下，每一公民對可選方案集合的排序都以某種方式參與了全體公民對任何兩可選方案滿意程度的排序。第三，當公民的偏好發生改變時，他對任兩可選方案滿意程度的排序以某種方式參與了全體公民對可選方案集合內任何兩可選方案滿意程度的排序。

　　簡單多數原則是對某一類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選擇過程的一種刻畫，它不僅是最常見的，而且也是日常民主生活當中最重要的一種投票原則。例如，我們不妨想像，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的社會生活有了一些本質性的改變，經過真理問題的辯論，代表我們說話的政治家們達成了某種共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然後，他們提出一項議案：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

　　在我們的想像中，多數人根據他們當時具有的偏好，很可能會投票贊成這一議案，於是從那時開始延續到現在的經濟體制改革或多或少具有了合法性。

　　去年年底的一個夜晚，我乘出租車出門，司機指著路旁燈火輝煌的“潮好味”酒樓，數落著他想像中的腐敗分子們的種種惡行。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上帝讓你選擇(1)你得到1萬元並且你的老闆得到1000萬元，或者(2)你拒絕這1萬元從而你的老闆也得不到那1000萬元，那麼，你選哪一個？他看著我，認真地說：我寧可不要那1萬元。我又問：你知道我問的是什麼吧？他說，當然知道，當初就不應當讓他們那部分人先富裕起來。

　　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確實發生了本質改變，這些改變重塑了多數公民的偏好，以致他們寧可不要“帕累托改善”。我傾向於相信這是他們的理性選擇。

　　不難想像，每個人的偏好一方面刻畫了每個人關於各種可能的私人生活的“口味”——即對任兩可能的私人生活的滿意程度的排序。另一方面，當我們參與公共選擇時，我們每一個人的偏好還刻畫了每一個人關於各種可能的公共生活的“價值判斷”——即對任兩可能的公共生活的個人滿意程度的排序。因此，公共生活中存在的嚴重不正義的狀況，很可能通過每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影響了每一個人對私人生活滿意程度的排序。換句話說，那位出租車司機其實是根據他現在具有的偏好斷然聲稱，如果讓他在兩種可能世界當中選擇，他寧可選擇從前那種共同貧困的世界，也不選擇現在這種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並且其餘的人無法隨後富裕起來的世界。

　　邏輯是靜態的，歷史是動態的。我們討論的歷史事件包括被歷史事件不斷重塑著的個人偏好，是按特定順序發生的，這些順序不可逆轉，被韋伯稱為歷史時間。另一方面，我們總試圖在邏輯框架內討論歷史事件，所以，我們不得不在想像中把現實世界嵌入到一個由全體邏輯可能的世界組成的集合內，其中，每一邏輯可能的世界稱為世界的一個狀態。如此定義的狀態空間只要足夠細緻，就可以把一個特定的歷史過程描述為按照特定順序經歷著的一系列狀態，也稱為狀態空間裡的一個點列。

　　最簡單的辦法是假設所有個人偏好在所有可能的點列上保持不變，於是那位出租車司機的理性選擇意味著下列兩種可能：(1)在目前實現的點列的開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這一議案所意味著的“然後讓其餘的人也富裕起來”不是一項可信的承諾。雖然不可信，因為種種可能的理由，多數公民在點列的開端卻對該議案投了贊成票，這意味著他們當中許多人會在點列的末端感到“後悔”，那位出租車司機也是一位後悔者。(2)如果阿克頓勳爵的看法正確，即沒有人能夠總是欺騙所有的人，那麼長期而言，不會有所謂的後悔。這意味著在我們討論的這一點列的開端，並不是每一公民對任兩個可能生活的滿意程度的排序總能參與公共選擇過程的。例如，雖然我們預見到那些先富裕起來的人可以利用財富的影響力形成新的公共選擇規則，從而讓尚未獲得財富的人難以分享獲得財富的機會，但我們在點列的開端處擁有的可憐的影響力不足以讓我們影響當時的公共選擇。於是，那位出租車司機的看法就不再是一種後悔，而是從未有機會發表意見的沉默的多數人的看法。

　　最壞的可能是，一方面，隨著歷史過程的展開，多數人的看法日益表達出來，日常生活日益民主化讓我們能夠預見到假如實施簡單多數的民主原則，那麼已經富裕起來的人在多數原則下將被剝奪其既得的財富。另一方面，已經獲得財富的群體由於預見到上述情形，為保護其既得財富而把公共選擇過程限制在更小的人群範圍內，以致我們只能把那樣的公共選擇過程稱為威權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