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催生城市“新消费主张”

巫继学［个人独立学术网站：www.wayee.com，www.economics.com.cn］

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的新近关注，引起社会各界的一片称赞。于是，对于农民工的讨论日渐热烈。此前，我在《“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十大历史性贡献》（光明网2006年3月20日）一文中提出，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本文便进一步解析这一看法。

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特别是在那些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进住，催生、助推了一种新消费主义或曰新消费主张。

在改革开放城市，例如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外来人口大大超过原居民人数。在珠海，在深圳及其各镇，在东莞及其各镇，甚至在广州的天河区、白云区，在佛山，在顺德，在中山，目光所及，几乎主要人口都是外地打工者及其家人。请想想，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城并居住下来，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其外来人口消费量之大，有些城市已经大大超过原居民消费总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来城市的消费发生着从量到质的转变。

人靠衣装。农民工对于服装的需求，由于其数量之大，服装市场率先扩容，并迅速崛起。只要你走进庞大规模的服装市场，不难发现，其销售对象主要是中低端消费人群，自然可以近似地看作以进入城市的农民人口为对象。一时间，城市人口的穿着发生着诸多变化。新与旧，土与洋，本土与外来，新生与传统，等等，混合交融，相互学习，五光十色，一改以往的城市穿着习气。服装市场的火爆带来了制衣业的兴旺，前沿地区的服装又返回农村，于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市场就这样活生生的站立起来。

最令人值得一提的是饮食业的持续走红。民以食为天，此话被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发最新验证。餐饮业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城市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业，“食品一条街”过去闻所未闻，而今成为城市的一个关键词。全国打工人数最多四川、湖南、河南地区，它们的菜肴成为农民工及其家人集中地区的主菜而风行不衰，川菜、湘菜与河南大烩面随之席卷全国。当然，有钱人即投资者，他们的饮食消费也会随他们的资本一道，到他们赚钱的城市去。这才有了北京的潮汕菜、客家菜，广州的上海帮菜，遍布全国的生猛海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同饮食习惯人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很难说城市人影响了农村人，还是农村人影响了城市人。城里人有时有些傲慢，以为只有他们的习惯代表了文明，其实不然，仅仅从绿色食品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农村式的消费进城是对消费水平的平均下滑，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对已有消费的清洗，使之更接近大自然，使之剔除由于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各种污染。

大量农民工进城，带来了大量住宅需求。都市村庄最初为他们供应着廉价的出租屋，但随着旧城市改造，农民工收入增加、地位提高，国家宏观政策对打工阶层住宅的关注，房地产商也为打工一族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商品房。一俟二元户籍的合轨，城乡身份壁垒的拆除，原来的农村人口将愈益多地成为现代城市人口。不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其对住宅产品质量与数量的追求有一个不断攀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直接与他们在城市打拼的收入密切相关。以打工一族为主体的住宅区，是一种新型社区，它丰富了城市社区生活的生态环境。与住密切联系的是居家用品。家具，家用电器，家用一切产品，都会随住户的增加而成倍地增加，从而也会改变固有的城市消费。

与衣食住相联的是农民工的行。大量进厂做普工的人，由于吃住由厂方安排，一般都在工作场合的附近，因而不会给城市交通带来过大的压力。不过，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的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很大，交通需求的增加是骤然发生的，往往带来城市交通“瓶颈”。这其中，农民工对城市公共交通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打的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偶然的。对于交通工具的需求，自行车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摩托，只有极少数人买得起用得起轿车。他们的出现，丰富了车水马龙的内涵。

总之，农民工的消费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这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的有形的物质产品消费上，它同时也表现在无形产品诸如教育、文化娱乐、消遣之类的精神产品的消费上。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公共产品的供应量。这在整体上，对城市现在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大的硬性调整。宏观上，普通消费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费的品类与项目也愈益丰富多彩。同时，一种活生生的消费文化也冲击着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