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62.3元，我第五次数清了占据大半张桌面的一堆纸币。将它们卷起的的边角逐一用指肚熨平。

早餐3个馒头0.6元，中餐和晚餐食堂消费的最低标准都是1.5元。这意味着，满打满算的话，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将支付108元。

牙膏已经买好。八毛钱一支的“稻香”没有被摆在柜台的展示架上，肥胖的老板娘看着我费力地从一堆拖鞋下找出一个满布灰尘的柱状物并小心地擦去标签上的灰尘时，足足五秒钟张着嘴。随后，她拖着长长的充满阑珊意味的哈欠，回到收银台，用涂满了蔻丹的指甲将掰成颗粒状的“德芙”专心地伺弄怀中眯着眼假寐的波斯猫。

看着我走近，老板娘早递过来两毛钱的找零。

谢谢，我有零钱”，我将八张纸币递到五根圆柱所形成的一个浅浅的“盆地”中。

在我跨出店门的一霎那，我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在对着手机狂笑：“哈哈，你不知道，我今天碰到多么可笑的一个人。”

这样的笑声，我已经麻木。我清楚记得，在初二的一次校运动会上，盛夏时节，我穿着父亲穿了多年的大裤衩，完成三级跳最后的跳跃落在沙坑时，怎么我都无法站起来了：“嗤拉”的布帛烈响迫使十三岁少年的臀部第一时间将沙堆当作了掩体。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体育竞赛类活动。虽然我得了第一名，校长自己掏钱为我“奖励”了一套运动服，但我没有参加颁奖。

如今，据说父亲的那条灰布大裤衩已经被破格陈列在“校史展览馆”中——我是镇中学“培养”出的第一名大学生。我却时时觉得那里同时公开陈列着我和父亲同样瘦弱而丑陋的裸体。

运动服我送给了正上高中的弟弟，如今，我穿着母亲亲手裁剪的一套十分合体的的确良夏装。

 

通知书规定的报名时间是9月5日，今天是12号。我迟到了整整一星期。

这所师范学院是我的第二志愿，因为他答应我的父母只要支付每月的生活费，学杂费全免。我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被刚上高一的弟弟端正地镶在一张镜框中，弟弟说，这是他的目标，他会帮我完成一个心愿。而我也答应他，只要他够种，我一定帮他实现这个目标。

就在我打好包裹，准备跟一个远房亲戚南下打工时。镇长高声的“道喜”声和随后跟进的该学院中文系的吴主任让我结束了年轻过早的“漂泊”。

当我提着父亲匆忙之间给我做好的笨重的，还没来得及上漆的樟木箱出现在宿舍楼下时，正是中午军训结束时间，无数在窗口排列的脑袋给了我一针整齐的暴笑：

瞧，这就是我们中文系“免租”录取的新时代“杨白劳”！

宿舍在六楼。我将母亲亲手做的“的确良”衬衫右边袖口小心卷起，将木箱轻松地扛上了肩。

木箱中，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全部行李：母亲陪嫁时的一条毛毯，一个枕头，一套冬装，一套用来换洗的的确良夏装，两条崭新的晴纶内裤，一条被乡亲们称作“萝卜丝”的洗脸、洗澡“二合一”毛巾，一块香皂，一瓶220ml装的“飘柔”，两双袜子，一双解放鞋，一支牙刷。一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一套作中学教师的三伯父送的《二十四史》。以我的名字为作者出版的《山村断章》和《没有熟透的炊烟》两本诗歌集，五本20乘20字，180页的誊稿纸。

我在嘲笑所铸就的无形甬道中艰难“突围”，将木箱扛到宿舍门前。

一个略显瘦削168cm左右的漂亮小伙及时拉开了门：

欢迎你，张清平。我们是老乡。

我无声地向他投递了一个感激的眼神，记住了他的名字：谭军武。

 

铺好床铺，我向宿舍同学打听到校园邮局的位置。

我买好108元餐票，口袋中还余下54.3元。

此刻，我走在通往邮局的路上。心里盘算着：存入50元，我还能买上整四套的信封（每个1毛）和邮票（8毛一张）。只要我努力经营自己的文字，应该很快能收到第一笔稿费的。剩下的七毛钱，我至少有三个机会早餐可以多吃一个馒头。

母亲自从嫁过来后，还从来没有吃过一口馒头。想起这些，我心中充满了酸楚的味道。

就在我低头思考状态刚要结束的时候，“嘎”的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响将我拉回现实的生活当中。

早上新近下了一场阵雨，校园马路表面大小不一的坑洼中，还伫积着饱满的水泊。此刻，在“奔驰”轮胎压力驱动下，不少欢快的水珠将我崭新的衣服装饰成了“迷彩服”。

我冷冷地看着“奔驰”严实的车窗玻璃，尽管，我看不到里面的一切。

短暂的等待过后，从打开的右侧后车门中走下了一双精致而奢华的高跟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站到了我面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向我“道歉”：

没撞着你吧？你怎么不看路啊？对不起。

我注意到，“对不起”是作为“后缀”出现在这句“道歉”中的，这意味着它的无关痛痒和无足轻重。

我想，哪怕当时丽娜“道歉”的诚意能像她脸上的“青春痘”一样稀疏，我都会承认这“算”一个道歉。

 

（2）

感谢学校，居然给我们发了二十个崭新的作业本。

写作课上，当我拿出不下4个练习簙装订而成的“作文本”时，同桌名叫“啸宇”的男孩像发现新大陆般地惊叫起来：

天，你不会告诉我这是个作文本吧？

因为合班上公共课的缘故，除了极少一部分刚才从睡梦中惊醒的同学以外，至少超过100个人都在此刻伸长脖子，以“叹为观止”的眼光看着我和我的“作文本”。

正咬着漂亮派克笔头的丽娜赶紧藏好了手中的一张纸条，是镇长儿子“啸宇”刚空投过去的类似于“情书”的物事。回过头来，眼神中也满布着“不可思议”的惊讶。

正在黑板上板书的教授也在此刻转过身来，看着涨红了脸的我慢慢站起：

是的，这是我的作文本，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写在上面的每一个字变成稿费。

前排的军武递给我一个赞许和轻松的眼神。

在教授威严的注视下，“啸宇”低下了头，脸涨成猪肝色，嗫嚅着道：切，稿费，什么玩意儿，俺爹开个会，光“辛苦费”就好几百呢。

周围不少同学对这个320分被“破格录取”的“自费生”投掷了鄙夷的视线。

 

教写作课的彭教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38岁，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上完两节写作课，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彭教授叫住了夹着书本（大学四年，我一直舍不得买一个书包）正往外走的我：张清平，中午和谭军武一起到我家里吃饭。

见过师母才知道，师母和我们是老乡。

谭军武是中师保送生，写得一手好文章，早在衡阳三师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了。这个漂亮小伙的笛子和口琴也吹得相当不赖。

军武的父亲，是家乡煤矿的矿工，每天，用肩膀拖着超过150斤的煤筐在漆黑的矿井上下至少20次，一趟趟拉出他和正上中专弟弟两人的学费。

事实上，入学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军武得了全班最低分：33分。不知道谁的恶作剧，给了他“眯眯”的外号。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在大四前夕父亲矿难过世后以总分第一名，英语72分的成绩成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

这是后话。

此刻，坐在彭教授宽大餐桌旁大口咀嚼油爆红椒的我们正和师母一边夸张抽着“咝咝”凉气，一边用家乡土语聊得热火朝天。

彭教授闹了三十多年的胃病，典型的“无辣不成饭”的湖南湘乡人，快到花甲年龄的他只好偶尔偷伸筷子沾一点油汁解馋。

这样的“偷袭”成功率很低，往往被师母中途成功狙击。教授满脸委屈地拨拉着碗中的饭粒，我们被一对童心未泯的伉俪逗得乐不可支。

趁午休时间，教授戴上眼镜，细细地给我一篇篇点评我的两本诗集。几乎就在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诗歌，是属于童心未泯者和痴于生活、痛于生活的“疯子”的。

离开时，教授送给我们每人10个精致的“记事本”。

    在我们毕业离开学校时，我们交给教授满满10本文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