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的当天，社会各界的掉念如潮水一般涌来，网上一夜之间上万条的留言表达各自的哀思。没有谁去组织，没有文件要求，那是发自肺腑之声，那是自觉的行动。

　　当代毕升,带来了中文印刷的一场革命，让出版业彻底告别了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到底他的功劳有多大？我说，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他也不能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

何以见得？我以我的经历为证。

　　１９８４年，我分到新华社，领导看我的美感较好，有一天就对我说，你就先做排版设计的工作吧，那时的报纸，是铅字印刷，先要在版样纸上画好，还要把稿子的字数数的准确再准确，然后，我要带着稿子和版样到印刷厂和师傅们打成一片。先是一般工人检字，码在一个木盒子里，接着大师傅拼版，而我的工作就在他拼版的时候，做适当的文字增减，以便却到好处的把每个文字和图片放在设计的版心里。最麻烦的是制图，这个活是很技术，而且那里的硫酸味道很难闻，我要先把照片和设计稿标上尺寸，送到车间，两天后才能拿到制好的铜版图样，最后我还要送到排版车间。图片的大小一旦定了就不能改动，清晰度与现在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发稿流程比现在要早好几天，否则根本不能做到图文合一。

　　那些日子上班和工人们说说笑笑倒是很愉快，庞大的铅字车间足有几千平米，排字工人工人遇到不认识的字经常把我唤来换去，让我脚跟很累。我那年咬牙买了一件羽绒服，几个月就在工人师傅的拍来拍去中变成一个油饼，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最让我头疼的是，编辑部说马上要换一个小的稿子，或者有个稿子改动很大，这时候拼版的老师傅就不干了，而编辑部又要我在印刷厂里一定要协调好这个工作，好话说多了人家不听了，这样我就学会了抽烟，最后抽烟也不行了。他们说，小曹，这个和你没有关系，请他们支付我门的加班费，否则我们不干了。我只好马上请示，过去一直坚持没有钱的编辑部，最终不知从那里搞来了钱，反正师傅们那天很高兴。

很快，大约在１９８７年的样子，编辑部开始上激光照排，记得当时把一个会议室改成机房，装修得富丽堂皇，来了一批漂亮的女孩，进车间要换成医生穿的白大褂，还要换鞋。象我们记者编辑进到电脑前调整版面，一定要得到机房主任的批准，当然也要换鞋。后来，搞疲了，谁都可以随时直接进去了。当时，我感到激光排版简直是太神奇了，版面可以在电脑上任意的调整，图片只要一扫瞄就进了电脑，在屏幕上可以任意放大缩小，同时还可以修改。最关键的是，印刷出来的报纸非常清晰通透，简直是一场革命。

后来我有机会和香港台湾的朋友交往，我问他们，你们的排版都用的什么系统啊，他们说，用的是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啊，我有点疑问，因为那时，我门凡是和电脑相关的科技一定是引进的，是用国外的产品和技术。但这次，台湾香港同行告诉我，全世界中文排版９０％都用的是北大方正的。我还不相信，又追问了一句，那些世界巨头的产品不行？他们回答我说，不行，这个就是中国的行。

听到这话我很扬眉吐气，心中很是自豪。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谈起排版，我一定会问：你们也是用的北大方正的吧，等到回答肯定了后，我还会说，这个我们国家最好。

后来，我有机会数次采访王选教授，我把见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思考到的告诉王教授时，他淡淡的说，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做了一点事情而已，这是科研人员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王选教授的发明创造到底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经济利益，谁也无法估量；但王选教授推动社会进步的卓越贡献，已经被高高的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我常常想，如果诺贝尔奖不颁发给这样的科学家，我以为这个奖项本身就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