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农村人之间的差别有甚于过去白人、黑人之间的差别，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种族歧视
中国社会的改革进入规则确立和组织成长齐头并进的时代
同样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人在国内同一事故中遇难，因为户籍的不同，他们的死亡赔偿金不同，这种被称作“同命不同价”的事件，近来引起人们的热议，集中暴露了中国臣民社会、身份社会、等级社会的弱点，显示了中国向公民社会、契约社会、平权社会的转型已经成为历史的大趋势，但仍然存在逆转的危险性。
因为户籍身份的不同产生的差别，决不止于死亡价格的不同，几乎体现在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卫生各种权利的差别上，城市的选票一张相当于农村的8张，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可以比外地人低100多分录取，北京、深圳的低保户仅年终享有的慰问金就相当于贫困山区农民一年的总收入。总之，从一生下来，城市人和农村人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由来已久，几代人就这样认了，如今这种等级兼种姓制度还要万寿无疆吗？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不同行业之间也同样存在巨大差别，比如你死在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得到的死亡赔偿金也是截然不同的，但这种差别没有前边所说的“同命不同价”那样残酷。
恨自己不是城市人，将板子打在城市人身上，只能加重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冲突。关键是抓住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只手：是权力作怪，也就是说是政府行为造成了这一切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社会冲突的严重性
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而不是分权社会，人们普遍迷信有权就有一切，崇拜权力，以权力为本，人是工具，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意识。中国人习惯于不平等，不知平等为何物，对内喜欢争夺领导权，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臣服和朝贡这两种关系，没有平起平坐外交关系的制度积累。
这种社会是以权力为主轴构成的典型的金字塔垂直结构，也就是说各色人等因为和权力联系的疏密程度，而享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士农工商各安本分，但是他们仍然享有相当大的权利，尤其是在金字塔体系内部存在很大空隙的时候。近来研究表明，中国宋代比较软弱的政权恰恰是造成市场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一个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先富起来的农民）之间的矛盾，而是臣民与专制政府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集权程度超过了古代帝制社会，把一切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所有权力集中到国家手里，国家成为惟一的垄断资本家，各省不过是工厂，各市不过是工段长，各区不过是车间，工人是国家的打工仔；国家同时是惟一的地主，乡下农民都是国家的长工，现在还停留在永佃制的阶段，国家仍然试图永远保持惟一地主的身份；国家还是惟一的神父，控制意识形态等等。
计划经济就是集权到极权的程度，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高度重合，个人和单位、下级都符号化，依照权力大小分配一切资源，最后必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后果：物质短缺，饿殍遍地，农村凋敝，城市萧条，城市的市民再也无法由国家从生到死全包下来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于是在政治不断爆发危机，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刻悄然启动。
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公平交换配置资源，通过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效益大小，其前置条件就是承认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私人权利得到发现和保障，集权国家逐渐从提供私人产品服务领域退出。只有在市场经济这面镜子下，我们才可以发现户籍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户籍制度只不过是国家权力运作留下的吉光片羽，现在还远不是化石。
严格的户籍制，是政治上对工人农民分而治之的需要，分散的农民立即被沙漠化；在经济上，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将农民与城市隔离，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输往城市，是权力主导下的城市本位、工业化本位的表现，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对内殖民”。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建设的城市成为国家的堡垒，农民进城需要暂住证，农民不是城市的主人，虽然打工仔参加城市建设，往往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活计。
于是，市场经济的横向等价交换制度和权力纵向垂直分配资源的体制发生尖锐冲突，权力不为权利服务，使中国社会最早参与市场竞争的群体或试图参与市场竞争的群体成为弱势，或者说他们承担了社会转型的成本。我们看到，2004年5月四川泸州居民楼爆炸死难的
设身处地想一想大部分肇事者并非恶意，而且本身经济条件也不一定好，强制使其支付高昂的死亡赔偿，最少这个家庭，也很快陷入困顿状态，这类风险还是分散到社会较好。
何源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国家不强制保险，
“同死不同价”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人们已经意识到：所有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领域，都是造成中国社会病的根源！经济上的垄断行业，是损害消费者权益最严重的地方；政治上的上层建筑，能否改革和能否坚持改革不动摇，关系到改革成败，已经成为人们最担心的问题；意识形态上的文宣系统，管制有愈来愈严的趋势，使政府系统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遭遇软钉子，使国家的软实力难上轨道，使改革失去了智力支持。所有这些混乱和矛盾，都使中国社会发展呈现紧张态势，使改革面临重大考验，并有大倒退的趋势。
社会供给不足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际是一场社会运动，现在却越来越缺乏动力。人们原来致富靠政策，现在权利受到伤害，受到不公平待遇，已经找不到政策的救济。从一开始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到不找市场找法律，但是法律滞后，远水不解近渴，让一大部分人们失望，这种失望情绪马上直指中央。指望中央关心到13亿人每一个人头上，这是神话。
中央政府现在缺乏改革动力，中央政府也不能永远改革下去，改革必须有目标有期限，政府作为一个法治政府必定是世俗的，不必充当救民于水火的大救星，现在她仍然希望充当社会的轴心，使政社分离成绩不彰。作为社会自由阶层最大变量的知识分子，其上层依然精英化，继续按照政府主导改革的思路设计方案，仍然坚持以利益为导向的改革思路，不重视规则的建立，致使利益集团不断要挟政府，混乱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向上升迁的希望和向下亲民的努力左右为难，地方政府日益不断将各种包袱扔给中央，下层民众维护自己权利的成本不断增加，改革已经使中国社会发生严重断裂。
政府仍然试图包办一切社会政策，不断在本应放开给市场和社会的领域画饼充饥，比如凭空构想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下一步是不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城市，社会主义新政府，社会主义新国家等等不一而足。过去的“支援三线”、“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过于长远的社会政策蓝图，极其不利于转化为法律，同时也不是一届政府可以完成的任务。政府根本就不应该替农民设计道路，把本是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当上地主，解放农民，使农民获得国民待遇，农民的梦想将超过任何人为设计的空想。
当规则不好的时候，人很难学好。当规则转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新的重组。可以无国家，不可以无社会；可以无社会，不可以无组织；可以无组织，不可以无个人自由。中国社会的改革进入规则确立和组织成长齐头并进的时代，中国已经由经济学家、法学家占居主流的时代，进入社会学家发言的时代，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了一个市场、政府、社会三方的博弈时代。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经济学应该永远站在勤劳和智慧的人一边，法学家不可以法谋私，法学家首先自己要使用法言法语，都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样的社会，其主流话语自然追捧正直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但是追求效益的经济学家和追求公正的法学家当前都受到了质疑，这方面以经济学家是否误导改革引起争论和北大某退职法学教授违背法理用文革语言攻击物权法草案为代表，这两场闹剧使经济学家、法学家群体的地位无比尴尬，造成了经济学家、法学家群体的分裂，从深层次方面透露，中国从私人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推动社会进步遇到了极大障碍。
中国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目前诞生于市场经济的企业家阶层，本来应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最有力量的一方，但是由于他们中的主流是从权力让渡的市场中获取的财富，不是靠市场中公平竞争起家的，所以底气不足，加之他们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基本围绕自己的企业发展为中心，他们之中缺乏远见企业家，也没有规则可以推出好的代言人，他们只会利用政策，还不能制造政策。
其实我们上面讨论到的两个案例，都是保险市场的巨大商机，可惜没有保险商出来表态。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中国靠市场经济自发力量推动改革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也就是说，人们满足温饱阶段之后，开始关注公平，中国从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开始追求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家即是大富翁又是大善人，要求企业家承担起社会责任。上面的两个案例，都是肇事的公用事业单位和企业表现爱心的绝佳机会，可惜他们宁愿接受谴责，也不肯花钱受人尊敬。也许他们不明白，在市场供给、政府供给方面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在社会供给方面却大错特错了。
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社会，个人生命丧失对个人来说是最大的人祸，强大的社会应该予以分担，社会如何分担呢？按照私权第一的原则，首先考虑市场调节下的商业手段。可以设想，以利润最大化为价值指向的商业保险公司，一定会定下苛刻的条款来规避商业风险，个人是无论如何聪明不过保险公司的。希望他们成为公益组织，也不太可能。就本案来说，学生并不是高危人群，按说应有保险公司参与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应当由国家法定强制缴保费，开支由财政支出，同时不限制富家子弟购买其他的商业保险。全世界寿险都是很好的盈利项目，中国也不会例外，政府为什么不鼓励保险市场成长，而要背司法解释不公的黑锅呢？政府为什么要涉入利益之争出力不讨好呢？此种案例搞得企业家反对，受害者反对，加害者郁闷。社会供给不足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政府管制过多，阻碍了社会需求的正常表达。政府应该一手托市场，一手培育公民社会，不再控制任何人、任何组织，专注于维护公平。
海外经验值得借鉴
改革而不是革命，是多数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流。
近代日本幕府当政时期，受到东方专制主义的影响，与古代中国一样缺乏对内对外的平等意识，缺乏应对外来危机的方案，不能满足下层武士的革新需求，反而制造“安政大狱”血腥镇压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精英人士，使对抗升级，下层武士阶层随即发动反击，爆发了“樱田门”事件，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幕府大佬淹没在血泊之中，为明治维新铺平了道路，奠定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地位。近代沙俄斯托雷平改革，在推行土地私有化，解放农民，镇压暴民运动，解除对政党、工会和新闻界的管制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功勋，但是他在解决族群冲突方面非常欠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使以后的整个苏俄时代也未能解脱噩梦。
美国从建立国家的那一天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一切社会革命的危险，她所有的只可能是族群冲突。美国解决种族歧视的路径，走过了一条从战争到法律的选择。
美国的黑人、白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奴隶制度的存废，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毅然废除了奴隶制，使美国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美国人把罪因归结为不人道的奴隶制度，南北战争是兄弟之争，不论谁对谁错，把战争的负面作用降到了最低。其后，美国主要靠一个个典型法案，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来解决黑人遗留问题，积累了融合世界各民族的经验，美国因此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人权状况无疑是世界最好的，也是保卫人权最有力的国家，但是她对世界各色人等，并不是敞开大门，来者不拒，而是比较欢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这说明门槛各国都有，并不存在绝对的平等。没有差别，就不会有流动，就不会有进步。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的做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做法。
南非的种族歧视是继美国种族歧视之后最骇人听闻的种族歧视，最后是通过社会和解来解决的，没有发生大的暴力冲突，更不用说战争这样野蛮的手段，其政治制度基本未受大的伤害，黑人并不是把白人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而是和白人和平共处，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个不平等制度的解决，诞生了世界性伟人，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黑白平权后的第一任总统曼德拉。
北欧各国基本通过社会政策实现了打造福利国家的目的，也从根本上排除了社会革命的可能，各个政党已经很少有能力推动法律的创设，更多是靠不同的政策显示竞选实力，执政后基本实践竞选承诺。这样的政治治理结构，使北欧国家的社会党长期占居政治生态的主流。
我国台湾省是在平原逐渐发展，高山逐渐开放的背景下，形成双向对冲，使山地人自然融合于台湾人共同体。台湾在解决省客（台湾本土人与来台人员）矛盾的时候，也基本是发挥双方优势互补的有利一面，使台湾人基本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感情共同体。
阶级概念让位于族群冲突，已经大大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当量，历史经验已经足够给我们智慧启迪。很明显：人生而平等，人活而平等，人死而平等。农民、城市人只是职业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有些农民已经比城里人还要富有。但他们的生命价值是否受到一体尊重，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考验这个国家是否真的以人为本？
（全文5431字）
杜兆勇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北大资源学院国际企业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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