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想到了启蒙运动

叶行昆

    匆匆过完了愚人节，我们这些愚人们都趁机彼此狠狠地愚弄了一把；然而，愚弄过后，作为愚人之一的我，仿佛理性地想到了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纪念日；愚者千虑，或许也会有一得的吧。

    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篇《从五四运动想到的—寄语当代中国青年学子》，大意是说，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我们只完成了其中之一：“反帝”。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自鸦片战争起的丧权辱国历史的终结，但是，“反封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反封建”：中国人推翻了封建帝制，剪掉了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在形式上，封建专制被历史车轮所碾碎，脑袋后的辫子被斩断；然而，国民脑袋里的封建迷信，脑袋里的辫子依然依稀可见，阿Q大人的香火依然到处弥漫。“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皇恩浩荡，学而优则仕，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的封建遗毒仍然在毒害着人们的心灵深处，甚至有病入膏肓的态势。

“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先驱者狠狠地把古书扔进了茅坑，颠覆了流传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我们还是没有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即便有人曾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还是无功而返，虚此一行。不仅没有把孔夫子给救出来，即便迎来了洋胡子，也并不咋地。各种外来文化不仅远远没有本土化，而且有被排异化的趋势。如今我们的文化价值系统尚处于一种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真空状态。要建设一种含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和价值系统，那要比GDP的两位数的可持续增长困难多了。有人说“一夜可以暴富，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如果我们将此喻比之于我们的经济与文化，大概也是说得过去的。

我们从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的人生历程中或许能领悟出些什么来。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双双弃文从政，从校园豪迈地走向了政界；一被自己所开创的政党所遗弃，一因进行红色革命活动而被反动军阀斩去了高贵的头颅。这两位先烈绝对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被誉为“民族脊梁”和”“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给国人塑造出了一个永垂不朽的阿Q大人之后，期待着其子孙后代的香火不断，便“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生前移居台湾时，蒋介石曾请他出来当官而被拒绝道：“如果我当了你的官，就不能随便骂你了。”终生以自由主义者自恃的胡适之先生也以客死他乡而标志着一代自由主义者的终结。真是“身在他乡为异客”，“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也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为历史了。

二．“民主与科学”：民主，倘若我们顾名思义，或者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是国民当家作主。有主人，必然会有仆人。然而，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是一主几仆，还是几仆一主呢？这恐怕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命题。君不见，主仆颠倒，仆人凌驾于主人，仗势欺人，“陪臣执政”，甚而有“弑君”之草菅人命；主人向仆人大呼青天大老爷，三叩九拜地感激涕零的场面，也是屡见不鲜的。窃以为，所谓主人者，须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物质资源者也；否则是难以指奴为仆，颐指气使的。倘若主人身无分文，空空如也，那么，他如何当家作主呢？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主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无冕之王罢了；而无冕之王的命运是不可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由此看来，我们的“民主”实在有点玄乎了。

       “科学”的实质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而其反义词是迷信。说到迷信，我们的条件反射便是封建；所以有封建迷信的说法。哥白尼说：“数学的真理只能由数学家来判断。”而笔者则说：“经济学的真理只能由经济学家来判断”。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理性，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依靠理性人在起作用的，推动市场运行的是理性人。何谓理性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我两利，互惠互利；“己所不欲，勿使于人”；便是理性人。反之，三叩九拜，伏仰天颜；期盼皇恩浩荡，恩泽四海；或者为所欲为，无所不为，乃至胡作非为的，便是迷信人。平心而论，理性主义在我们的中华大地远未蔚然成风；五四运动高喊的“科学”精神依然遥不可及；或许是五四先驱者们不知道科学的背后是理性，而不仅仅是洋枪洋炮吧。有了崇尚理性主义的理性人，有了理性人的理性行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应该才会像个市场经济。然而，五四运动请来的“赛先生”并没有把我们带入市场经济，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计划经济。

值此五四运动即将来临之际，我不由得想到了当年发生西欧大陆的那场启蒙运动。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运动以来的漫长洗礼，欧洲大陆在十八世纪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有了新的科学思想，新的宗教伦理，新的文艺创作，新的价值取向；这便是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一大特点。而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则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和蛮横干涉。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不朽的《国富论》中对自由放任主义作了经典的论述。他论证到：“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便是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了一门学科。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第一次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从欧洲一直喊到了美洲；至今依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余音袅绕，绵绵而无尽期。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口号呢？“自由”，人身自由，人格自由；而这种自由必须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没有经济保障，自由无从谈起。“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一定的财富，就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没有财产私有权，就不能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博爱”，饥不择食，衣不遮体；自爱尚且不能，如何去爱别人？后来，这个口号引发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上帝的这一死，意味着西方世界的迷信人死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回归。“凡不是根据逻辑理性得出的原理，却自称为权威和权势的，都引起人们的怀疑。人们甩掉了传统的枷锁，认为不需要再谨受过去教会与国家为自身权势而强加于人的专制、非理性的那些说法。”“健全的头脑就意味着理性和宽容大度。”“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以个人经验、以世俗生活为出发点的思想，到十八世纪初，后来号称‘启蒙’（即摆脱偏见与迷信），相信理性的亮光可以照彻全世界。”参与启蒙运动的人们“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和相信理性具有教化作用。”（引自：《欧洲文化史》，P.376、37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西欧的启蒙运动使得西方世界兴起了，使西方世界率先步入了文明社会；西方人越过了从野蛮人进化为文明人的一道门坎。有了个人产权的保障机制，有了获取财富的激励机制；有了理性人的自由，有了私有财产，才会有《人权的宣言》。卢梭认为，只有知道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才可以讨论《社会契约论》。这种社会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而政府的统治权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了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人民的革命是正当的。没有了人权，只能试问苍天：“人为何物？”了。有了人权，才有平等可言；只有有了人身的自由，有了人人的平等；博爱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欢乐颂。然而，这一切的一切的背后，就是那里的人们懂得了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的一切，对大自然的一切的一切，必须要予以理性的审视，理性的判断。简而言之，启蒙运动是一个崇尚理性主义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开启的时代，更是一个向人类社会张扬理性的时代；所以，这是个回归人性的时代，所以，这是不仅个“天才的世纪”，而是个人类找回自我尊严的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那里鼓吹；到十九世纪，它的影响扩展到中产阶级中间；到二十世纪，已成为欧洲关于人与世界的思想认识基础。”（同上，P.385）史学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西欧的中世纪是个“黑暗世纪”（The Dark Middle Age），而启蒙运动时期是个“天才世纪”（The Century of Genius）；这是具有史识的判断；因为这是确实是彻底颠覆了传统制度和习俗的时代。

从此，欧洲人试图从全球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并试图发现与牛顿发现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普遍适用的法则。从此，理性超越了迷信；是否是现代人，是否是现代社会，是现代还是后现代；就在于这理性与迷信之间的一念之差。

相对于启蒙运动而言，我们对五四运动该如何度量或评估呢？五四运动把我们带入了文明社会了吗？五四运动带给我们理性了吗？ 我们还有迷信吗？

古人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知耻近乎勇。”难道这些先哲的说法不含有理性吗？如果我们的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把凡是传统的东西都慷慨激昂地打倒了，那么，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还会有理性吗？痛定思痛，回顾我们走过的历史，有多少愚昧无知的荒唐事，不是由于我们失去了理性而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吗？

失去了理性的人，便是只迷途的羔羊；失去了理性的家园，便是个失乐园；失去了理性的社会，是不可能有耻辱观的；因为耻辱观也是源于理性的审视，理性的判断。

市场经济是呼唤着理性人的理性行为，试问：我们理性了吗？是迷信，还是理性；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从五四运动联想到了启蒙运动而想到的。

行文至此，我情不自禁地想呼唤一声：理性万岁！理性社会万岁！让理性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多次征求过真名网的金酒女士的意见，并得到了及时的批评指正；谨此深表谢忱！）

2006/4/18

修改于沪上“面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