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刚刚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看到，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 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江源认为，从数据分析，当前国有企业利润下滑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产品成本上升较快；其次，价格机制尚不完善；再次，产能过剩效应开始释放；此外，缺乏核心技术也是造成国企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
此前，笔者在
我们从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的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可以看出，国家对政策性关闭破产做了总体规划：一是新增1610户拟关闭破产企业，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502.6亿元，职工228万人；二是目前已送各国有金融机构审核的拟关闭破产企业，共506户，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769亿元，职工123万人。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期限为2006年至2008年。已列入规划的拟关闭破产企业，按年度编制关闭破产计划。全国领导小组按规定程序组织有关部门和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核，上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重点是：继续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支持军工企业改革脱困和资源枯竭煤矿关闭破产；继续做好有色金属困难企业关闭破产的收尾工作。
解读《通知》，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国家已对巨大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动真格”了，经济界学者认为，虽然这一天来得迟了点，但已经迈出了跨越性、历史性的一步。而证券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政策性关闭一些资源消耗型、持续亏损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明确表明了“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加快国企改革的决心，晚痛不如早痛，不关闭这些严重亏损的企业，下一步的后果更为严重或失控。国有上市公司这几年在资本市场兼并或重组频繁的动作，已经折射出包括一些国有上市公司经营上的困顿与乏力甚至生存的艰难。
笔者认为，除却上述人士分析的外，更为现实的是政策性破产高潮的提前来临，正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和企业必须实现同步增长的最迫切要求和坚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与企业的创新在使命上是同根相连的，不适应这种进程的企业必将被淘汰，这是经济规律。笔者记得一个企业家曾说过，国家是不能被胁持的，和谐社会下的企业抉择必须融入改革与市场创新与转变的潮流。与其让那些生不如死的企业继续“黑洞”、亏损下去，不如忍短痛关闭了之，把资源匮乏的矛盾引向消除不和谐的发展因素上，“终止过度消耗资源和恶性市场竞争的‘妊娠’，是市场经济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必须”，连亏损企业下艰难度日的职工也发出了如此深刻的呐喊，可见国家果断采取政策性破产也是一种对此坚决说“NO”的响应与必然。
打开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上述提到的实施政策性破产的那些国企已是“面目全非”了，如前几天《南方日报》等媒体爆出科龙净资产审计结果为负数的新闻，着实让全国人民大吃一惊，截至到
中国企业的普遍利润困局已经昭示出企业经营上增长乏力、核心技术缺失和主业被困的尴尬与无奈，如果说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性保护庇护或拯救过一些国有企业，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这种看似的保护实际上无异于“绥靖”，其结局就是公平失衡，效率受制，和谐丢失，可持续难求，丧失生存与发展能力，引发出一批问题企业家、问题企业，最终导致一些国企的系列“综合症”并发，不治而夭折。在笔者采访过的企业家中，绝大多数企业家把企业的健康运营和持续增长放在首位，但现实的是很多企业就败在了“不健康”和“负增长”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恐怕有时连企业家自己也不见得全明白——怎么这么快就GAME OVER了呢？这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在有些国企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国家如果再不政策性关闭这些亏损性企业，恐怕最后剩下的都是“科龙般的躯壳”，银行的风险与危机也将集中爆发，最终掏走的是国有资产。
我们应该看到，国资委这些年来一圈紧一圈的监管已经奏效，起码一些“不听话”视国有资产为自家财富的“亏损企业家”还想继续为所欲为的想法和不作为将得到收敛和惩治。公司法人结构治理在《公司法》中早就明确规定，企业管理失控、巨大亏损、清算倒闭，“一把手”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仍这样继续亏损，靠银行输血，靠政府帮扶，还在等待什么奇迹发生，这些扶不起的“阿斗企业”，究竟是谁还在渎职？不少企业忙于内部权力、利益、人事的纷争，从来就没真正想过市场，去市场上寻找利润，整天盯着银行，靠着政府，即使政府和银行给予了支持，不出一年，他又来“伸手”了。如此企业简直成了那些企业家明目张胆带头侵吞国家财富的“硕鼠”。在国有企业的通病中，我们发现，居功自傲、固步自封、思想僵化、简单复制、盲目扩张、机构臃肿、政治斗争等占据了多数，尤其是政治斗争真真正正地成了某些企业发展的“毒酒”，在这些存在严重政治斗争的企业里，管理者决策的基础不再是企业的战略实施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而是帮派争斗。企业里的管理人员从权利和利益出发，组成几个对立的派系，每个派系有自己的核心群体。不同派系的人员控制的部门之间的协作很难联合作战，企业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集体，企业的资源和力量也不再朝向同一个目标，派系斗争最终导致经营目标分散、协同困难、相互刁难，企业资源内耗巨大，最终“生不如死”，被市场淘汰出局。如果对这样的企业继续听之任之，那又是谁在渎职呢？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的“国家使命”中，市场的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也是必须要走的过程，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逃避。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征途中，我们不能再盲目去抓大放小、厚此薄彼、一刀切了，适合于有利于国家资源和环境能够实现可持续稳定地增长的产业，要大力支持，反之就应该以政策性和市场化的双手段予以限制与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真正把科技创新与企业自主创新上升到国家规划与发展的高度上来。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企业其实缺少的不是人才，也不是资金和渠道，更不是政策性保护，而是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作为企业如果不正视这个现实，任由核心人才外流，总想请外来的和尚念经，盲目崇拜西化的思想和理论，最终丧失的是市场机遇和发展后劲。中国企业不拥有某些核心技术并不等于中国企业不可以在非核心技术上进行增量创新和增添新的附加值。前几天笔者在采访亨达集团的董事长时，他感慨地对我说：中国的制鞋企业有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7200多家，每年出口鞋子60亿双，占世界鞋业总量的65%左右，且大部分大型企业都是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并举……如此的中国制鞋业，面对欧盟的反倾销，将如何去做？中国制鞋业的困局到底在哪儿？如何去突破？这是所有中国鞋企甚至中国民族品牌共同思考的问题。我把刚才在路上看到的手机上的新闻报道念给他听：中国要买一架波音747，得用一亿件衬衫来换；中国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了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转头看看自己的电脑，发现操作系统，CPU什么的全是MADE IN U.S.A，好不容易有块网卡，好象是国产的，一看芯片，还不是自己的；出门坐车，满眼全是奥迪、本田、丰田、凌志、别克、奔驰、宝马，刚到机场，除了波音，就是空客，西方世界一直限制高新技术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出口国外的多为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也许还记得温家宝总理在美国访问时说的“我们不能总用波音飞机运些黄豆回去吧”时的无奈。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董事长也陷入了沉默……我看出他的心情非常沉重。的确，当有些中国企业还在埋怨“为什么亏损的总是我”时，我们购买来的747、空客、宝马、电脑等又要升级换代了，我们又得掏钱去更新，大家是什么感受？我们再不转变以前总靠消耗资源、靠牺牲环境、靠低人工成本、靠投机取巧获取增长的方式，我们真的没有很多机会了。笔者一直坚信，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并非那些实力最强或规模最大的企业才能取胜，而是那些技术最佳、适应能力最强的企业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转变增长模式不是一句空话，需要企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精力来改革、创新与探索，但是如果不主动去转变，我们只能还是在做“用一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做出“政策性关闭破产2116户国有企业，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1.6亿元，职工351万人”的决策背后所面临的系列问题，更不能惊恐于某些经济学家的“中国企业危机论”，改革与创新肯定要牺牲很多，但不改革我们失去的是健康和生命，我们不能用文学化的梦想来描绘中国市场的现实和拯救创新，“贫穷不是做秀”，要发展而不是消极、阻滞，我们需要的是剥掉面纱，真刀真枪地干。现在再来回顾彼得·德鲁克那句“世界上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时，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们应该明白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与重任。我们每天讲社会责任，每天讲回报社会，当我们的企业面临被政策性关闭时，大家的社会责任究竟到哪去了？当我们读到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说的“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营企业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时，你能笑得出来吗？当某些国企存在的深层垢病把民营企业也给“胁持”了，我们怎么能不忧心忡忡？马克·塞拉西尼在《未来战争》一书中说过，“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满是国家的残骸。”在当今的经济社会，我们也可以说：在市场发展与竞争的道路上，满是企业的残骸。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战略、技术、产品或者服务，中国众多的企业甚至忘记了安全、健康、控制风险的重要前提，一心只顾往前冲，但“最终打倒他们的，很多并不是战场上的子弹，而是他们自己的弱点。”
我们坚信，在关闭愚昧落后、关闭腐败无能、关闭亏损之闸门的同时，我们又打开了国家创新的窗户，点燃了效率优先的发动机，升腾起健康求发展、健康立命兴企的内心久久的渴望。
来源：《财富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