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即知识青年的简称，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产物。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初起于建国后的五十年代，那时的领导人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向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播洒火种，以改变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缩小成乡差距，用心是好的。当时中国人的思想相当单纯，对伟大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人们已经习惯了以领袖的思想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领袖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那就是正确的，坚决照办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前到农村去的知青多数都是真心要接受艰苦锻炼，真的是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将来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接班人。
   

    单纯就会盲从，单纯就意味着愚味，那时候被中央树为典型的邢燕子、侯隽、吕玉兰、朱克家、董加耕等等，后来大多成了政治牺牲品。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这时候距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两年半的时间，政治家们需要年青人承担的“板砖”作用，即：搞乱政治秩序，重新分配权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想砸烂的被砸烂了，想打倒的都已经倒下，该回过头来收拾这破碎了的“板砖”了。这时候的年轻人，没有知识，没有头脑，没有思想，只有一腔热血，满怀的激情和破坏一切的歇斯底里的欲望。几年来的无序生活，已经让他们的头脑里灌满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把他们再留在城里只能是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城市，荒无人烟的边疆，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就如同把垃圾运到无人空地进行无害化处理一样。知青运动进行到此时，已经由当初的政治策略演变为政治谋略了，可惜当时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就这样，从1968年开始，第一批“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带着“知识青年”的光环，打着“改天换地”的口号，带着滚烫政治运动的余温，怀着青春的理想，走向农村、边疆。到1978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700万人（也有资料说是3000万人）。为了使这些人落地生根，分配指标时都是男女各半。

      随着政治激情的退温，知青们这才发现现实与他们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大漠黄沙，古树昏鸦的荒凉边塞；贫穷落后的农村，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使这些城里长大，有着无比优越感的年轻人感到了失望。他们想象众星捧月般支持他们改天换地的幻想成了泡影。每天吃着难以下咽的饮食，在暗如油豆的小油灯下缝补着破衣服，真的满手老茧让他们那除了打砸抢没干过任何累活的手没有了惜日的光泽，低着头写着滴满泪水的长信。从失望而困惑，从困惑而迷茫，从迷茫而绝望。到此时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我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这样干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于是，知青队伍开始了分化。据后来分析，大致分化为三大部分：

       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门路回城安置，或者在艰苦环境的磨练了自己，努力做出了成绩。这种情况可归纳为有用之“板砖”，砌在了国家大厦的建筑中。这样的知青大概可占到五分之一的比例。

       二是被当地环境彻底同化，或是受不了艰苦环境的折磨，嫁夫找主或是娶妻生子，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这种情况可归纳为利用部分殘值的“板砖”，铺了通往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大概可占到五分之一的比例。

       三是当时自己没有门路，又不甘心长期生活在农村里，成了彷徨无助的一批人，只能归类为砖头瓦块之类，本人也恰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消极、颓废，整日里聚在一起，不论男女，都喝着劣质酒，吸着自己卷的大喇叭，唱着流浪的歌曲，苦度春秋。后来发展到集体大逃亡，集体大罢工，集体到中央上访，直到78年落实政策，才陆续回到城里。但由于青春早逝，恨无一技之长，多数都日子紧迫，勉强生活。

       近二十年的知青运动到1978年终于落下帷幕。做为政治牺牲品的这一代知青应当好好反思一下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至少要让下一代认真思索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不要重走老一辈的荒唐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