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说到底仍然是个经济利益问题。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获得。这就从“根”上解释了为什么官本位愈演愈烈的理论基础。官与利结合和太紧密了！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地位，最终落实到利益上。正如古谚据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现在是：一年好县长，百万人民币，书记还加倍。象这样有权、有势、有地位、有无形资产、有实际利益的“官”，能不使人趋之若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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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官本位”的思想基础是等级观念，而逐渐演化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却是源于官与钱紧密结合。我国的等级观念由来已久，西周时期就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说法。但那时还远没有达到官位排他而唯一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也还有“民为重，官为轻”、“王贵乎？士贵乎？”的疑问。也还发生过“许由洗耳”，伯夷、叔齐、介之推的清高避世的士人。说明那时候的官位吸引力远远达不到后来的程度。 笔者认为，“官本位”意识的逐步形成与强化，是在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之后，高度的中央集权，高度的思想统一，高度的权钱结合，高度的价值唯一，使得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到底是唯有做官高，读书而不做官，只能得到一个雅号：书呆子。在那个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没有其他任何出路，要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于是，是否入仕为官，入仕以后能否官居高位，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志。《儒林外史》中刻画的范进中举后的那种神态，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的生动反映。 “官本位”思想发展到现在，用登峰造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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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句老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和现在的官员比起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的说法是，一年好县长，百万人民币，书记还加倍。这样的县长、书记，只要没有其他劣迹，考评时应该还是比较清廉的。形势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现在的人们心胸宽了，肚量大了，对腐败也容忍度高了，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了，但“官本位”的意识却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使更多的人苦苦钻营，趋之若鹜。本人分析，别老是以为中国人素质低下，削尖了脑袋想当官，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是绝对利益的趋动： 官员身上的“附加值”越来越高了，和利益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明的是一个官阶就有一个官阶的待遇，官阶越高，待遇越高，但这不是主要的，到了一定的官阶，明的已经无关紧要了。关键是非公开的部分，又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精神的，官越高，权越重，威风越大，一呼百应，众人瞩目，出言为指示，签字为批示，定事叫拍板，真可谓威风八面，光宗耀祖了。物质的，到了一定官阶，物质生活全部高档，且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抽烟软中华，喝酒五粮液，豪华办公室，高档座下车，家庭生活用品全年有人提供。就连子女都多数在国外，开着豪华车，过着奢侈的生活。
当官的风险越来越小了。过去的官员也腐败，历朝历代都出过不少贪官。但那时的贪官风险极大，只要被抓住，轻则抄家斩首，重则户灭九族。尤其是朱元彰时代，贪污二十两银子斩首，六十两剥皮；毛泽东时代，贪污一万元就是“大老虎”，搞你个身败名裂。而现在的风险小之又小。官官相护越来越厉害了。现在的官员，多数都有一屁股擦不净的屎，上下左右都心知肚明，谁出事谁认倒霉，能护的尽量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事最好，一起为官，大家发财；护不住的也要尽量减轻罪责。弄狠了一乱咬，“拔出萝卜带起泥”。县里送的礼，第一份就是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的，第二份礼就是相关部门的各级官员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吃了人家觜软，花了人家手短，想严办也下不去手。而且正在还有其他出路，或是携款外逃，或是想法减刑，掉脑袋的系数非常小。
上面派人查办案件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有各级官员的官官相护，另一方面，凡腐败分子都是有权有位者，既有财权又有人权，大权在手，一呼百应，关系网牢固，手底下也自然有一批马屁精在活动。办案人员未到，风声早已传来，方案已经做好，糖衣炮弹上膛，先来个迎门三不过，高级宾馆、高级酒、高级烟，一打代金卷，晚上有高消费娱乐活动，本人当然不出马，自然有人代劳。这不过是第一招，投石问路。办案人员吃下第一招，这第二招就接踵而来，当地名胜古迹旅游，当地土特产品纪念，一点现金劳务费，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第三招，按摩、泡脚解解乏，再安排安排点其它内容......。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再高明的腐败分子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自然有他的对立面，但对立面多数是不知内情者，面对官高位显的腐败分子，也只好默不作声了。
现在做官有这么多好处，能不使人尽一生精力去追求，即使有点风险也是值得去冒的。这恐怕是“官本位”意识登峰造极的主要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