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钩要
《国富论》的第四部分关于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对工商业体制和农业体制的分析，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从而形成使他斐声于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工商业和农业的“自由放任原则”。斯密把政治经济学规定为一门科学，研究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内部联系，研究资产阶级内部生理学-----，总之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研究富国裕民的方法和途径，研究通往国富民强之路。
1、什么是一国富裕？
这是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目标。“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使人们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政治经济学)讨论怎样能够最适当地取得财富和达
到富足。”斯密也把政治经济学当作致富术，所不同的是他对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认为富裕不应是某一阶级的富裕而是普遍的富裕，不应只是国家或君主收入或税收的富足，而应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足。这些认识是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体现了斯密高之他的前人基本思想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生产者的利益屈从于消费者的利益。斯密谈得很清楚：“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富国裕民的学问，研究如何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和利益的学问。
那么，斯密认为一国怎样才算是富裕呢？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富裕不在于用以实现货物流通的货币的数量，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
2、什么是增进国民财富的两个基本因素？斯密认为，达到富民裕民的目的，就是要增大社会每年消费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和该国国民人数的比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小，要受到雇佣劳动者生产力和生产性劳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两种情况的支配。
（1）关于增进受雇劳动者生产力因素，斯密论述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及其劳动分工理论。他特别强调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把分工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明确提出劳动分工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分工的形成，在斯密看来，一是人的利已心有了交换倾向，他认为交换对分工发展有促进作用；二是市场促进分工发展，在人口众多的大都市以及水、陆交通运输发达的地方开辟市场，当货币发展起来后交换和分工也发展起来。
合理的交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应按怎样的原则进行交换呢？这就是亚当·斯密对价值、价格的研究。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来源，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价值。亚当斯密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认为不论哪个部门的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及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他认为，以自已生产的商品与别人生产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商品之间的交换正因为以劳动为尺度，所以是合理的，能促进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亚当·斯密的价值论中，还对价值规律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认为由于供求的变化，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波动幅度大小又取决于买卖双方的态度及竞争程度。自由竞争会使供求之间趋于一致，而自由竞争又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社会因素。
（2）关于增加生产性劳动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斯密认为离不开资本的增加，即资本积累对增加生产劳动者人数及资本的合理配置对促进国民财富增长有促进作用。他认为，资本的积累直接来源于节俭，节俭可以增加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增加资本积累，就必须增加生产性劳动，尽量减少非生产性劳动。他指出：“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少，从而次年生产物必愈小。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必愈多”。由此，他坚决主张缩减非生产性人员，把政府开支缩减到最低的限度。
斯密还坚决反对封建贵族挥霍无度的奢侈浪费。他提出在总资财分作资本和收入的情况下，增加资本，可多雇佣生产性劳动者，从而增加财富；如果增加收入部分，就会多雇佣非生产劳动者，助长奢侈浪费，造成财富的减少，所以，应把储蓄起来的一部分资财当作资本来用，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利润．从而增进国民财富。
3、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与途径，斯密认为正确的政策主张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而错误的政策主张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 亚当·斯密指出：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都市需要农村的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而农村则需要都市的制造品，它们有相互的利害关系。按人类的天性即人的利己心，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交换。他说：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产前者的产业，亦必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而农业正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是生产便利品与奢侈品的，对外贸易又要冒一定的风险。所以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
对此，斯密坚决反对封建制度，谴责了封建贵族挥霍浪费贡赋，他们“自幼就养成了饰衣裳、盛车马、崇居室、丽陈设的嗜好。”因此，“这种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悦已的装饰，而不注意自己没有多大需要的利润。” 其次，残酷的封建劳役和各种横征暴敛严重地阻碍了农民和农业经营者对改良农业的投资。他说：“贡税事实上几乎等于禁止农民把积蓄投资于土地。”此外，还有其他—些不利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政策。例如：“(一)到处都规定，未经特许，谷物输出一律禁止；(二)限制谷物甚至各种农产物的内地贸易。”斯密在分析了各种封建政策阻碍农业发展的原因后指出；“在这一切害农政策之下，要耕者来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认为只有用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取而代之才能合理地经营和发展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等经济事业，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于是，他就转到城市的分析。他指出：“都市居民的情况，无论当初是怎样卑贱，但与乡村耕作者比较，他们取得自由与独立，在时间上总要早得多。”市民包办市的租税额一经定下，永不改变，豁免了其他各种赋税；市民有嫁女自由权，儿女承继权与遗嘱权。“不仅如此，他们通常设立一种自治机，有权推举市长，设立市议会，设立市政府，颁布市法规，建筑城堡以自卫．使居民习战场住守备”。于是“秩序，如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在各都市确立了”正是在这种自由制度、自由秩序下，城市的工商相对外贸易发展起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日臻富足。城市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农衬土地的改良与开发，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斯密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不合理干预。他认为用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外国货物的输入，从而保持国内生产同类货物的独占权，这完全还背了贸易自由的原则。他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所以，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去干预私人的企业活动，否则就是去自寻烦恼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这就完全破坏了资尔主义经济内部自动调节的机删，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认为“独占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经营，只靠自由和普通的竞争，才得到普遍的确立，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经营方法。”他把英国在爱尔兰，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奉行扼杀工业和限制贸易的重商主义政策．斥之为对神圣人权的侵犯。斯密把自由竞争看作迫使企业提高劳功生产率的外在压力。他说；“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越有利于社会。”但他却忽视了自由竞争对社会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在斯密看来，只有布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转的情况下，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最合理的利用，社会财富才能得到最迅速的增长。他反对一切阻碍自由竞争的学说和政策主张。
亚当·斯密对市场机制的卓越分析，曾被喻为《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有关政府的职能及其对增进国民财富的作用内容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