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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前提与袁勇《天子》的题材
文 / 张修林 |
| 我们谈论文化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他一出现，就深受着文化的影响。除了接受和判断，我们不会再拥有什么。或者说，往往不会想到其它什么。文化存在，我们也存在。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赋予我们的一切经验，或者来自我们的灵魂深处的瞬间性对事物的高度关注与惊奇，以及我们的血液中那些来自于生命的不彻底的信任，都迫使我们对我们以及与我们相关的事件进行重新关注与思考。 我们无法回避一种最原始的、但把我们的一切引导到这个时代的东西。这是一个阻碍事物与我们的心灵完全契合的流体。它随时间一直流动，我们所把握的它的一定状况，只是经过我们面前所留下来的一些不自觉地踪迹。我们很难知道它的过去。它固执地、不断改变形态地渗入与我们相关的一切具体细节中。 这就是文化前提。或者说，为了使文化得以在具体事物中以及抽象的观念中流通而事先建立的文化模型。 最古老的文化模型，就是一切文化的根源。它是作为幻想的、从生活结构和期望中抽象出来的幻象体。从大量事实中，我们发现，它具体体现为一些关于宗教和神话的支离破碎的情节。但这些情节有机地、而又不太和谐地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文化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文化实体被不断地修正和变异。 袁勇的大型系列情节诗《天子》，把这样的幻象体置于他的语言系统中，或者说，让这些幻象体通过它自身的肢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一种特有的语境系统。这就是《天子》的题材：作为文化前提的幻想式的幻象穿行和渗透现代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事物，从巨大的假定中获得它所激发的高度真实。但《天子》并非亦步亦趋，在袁勇那儿，现实是起源的导向，起源只是为现实提供论证，或者说，起源仅是作为现实的存在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悲剧的潜在原因。《天子》的意义在于，它发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存在：诗歌必须揭示那些几乎永远存在于人类本性和意识中，并几乎与人类的存在混合成一体的、抹杀人性的光辉和使心灵放弃自我的东西。可以说，《天子》承认并表现人性的自我反抗，抑或说，人性在力量的差异作用下分野的若干类型之间的抗争。抗争是永不消失的，它是自由的载体。只有自由得到无限性的彻底确立，它才能自动消失。 要成为诗歌本身，必须具有对人性自由运动历程的吸收并直接成为它们，甚至，把我们隐藏在心灵的背后，让从它们之中获得的感受焕发的自由的绝望所激发的激情首当其中，以最大力量呈现并作用在现实文化的中心。不是回到最原始的原理去，而是，一切重新开始，或者说，通过对最原始的所谓原理的质疑，进而进行根本的改造。 诗歌的秘密，永远是人类处境的秘密，或者说，永远是人类同自然及其自身抗争的手段和过程。《天子》并不急于提出人类活动的全部设想，它是而且首先是，寻找出人类活动经历中的典型事件和本质，尽管这些典型事件及其本质已经淡化于文化与现实的神秘性所构成的语言之中。这使《天子》充溢着强烈坚实的诗歌精神企图。 太古老的、与现实精神格格不入而又纠缠不清，甚至将其左右的文明，几乎构成了《天子》的全部题材。《天子》赋予它们沉重的与现代语言一定割裂的、与现代文明形成幽默对应的语言形式，使它们与现代精神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19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