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企业全员民主的合理性依据

基层企业全员民主的合理性依据

（前论综合）

概要：本文综合自己过去有关论述，从以下十一个理论角度概述企业全员民主的合理性：价值源泉，生产力论，自由竞争－公平/效率，可持续发展，人性论，认识论，人的全面发展，直接民主，反腐败，民主实践，哲学。

引言

说到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改革，人们的着眼点各有不同。其中的一个不同点是：有人比较注意政治体制上层的民主化，如政府机构的分权制衡；有的较专注于基层的民主化，如企事业单位的全员民主管理。这些不同的着眼点各有各的道理，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实际上，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需要民主化。如果从目前治理腐败的紧迫性来说，上层，包括省市等地方上层，的分权制衡显得更紧要。如果从“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本质意义上说，从国家民主机制需要一个稳固、长远的社会基础来说，基层企事业的全员民主，则有着基础性的长远意义。如果没有来自上层的提倡、鼓励、扶持，个别基层单位的民主化努力就不可能巩固、持久、推广，甚至还会夭折。反过来，如果没有基层较广泛的民意推动和基层民主化的逐步推广，上层民主力量就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显得势单力薄，面对着庞大深广、盘根错节的阻力集团的顽固抵制，就难能有所作为。纵然有心，也难以如愿。所以，上层和基层的民主化，应该、也可以同时进行，互相推动、相辅相成。

本文之所以将笔者以前关于企业全员民主合理性的多方面论述集中起来，理由是：上层的分权制衡等机制已有较多的现存先例可资借鉴，而且其合理性理由也比较简单明了。接受与否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更多的是愿不愿意放弃实际利益的问题。犹如对于现金会计与簿记会计之间的“分权制衡”，很少有人会怀疑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两个会计中的一人手里握着比另一人更大的权力，他就可以不顾分权的合理性，而照样坚持其“一元化”诉求，而让“簿记”服从“现金”的驱使。至于国家权力，更牵涉到以军队、警察等实力为后盾的国家机器。三权分立必然要求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是枪杆子不再听从任何政府部门、或党派、或个人的单方面指挥，而只接受各方通过法定程序共同作出的调遣，任何政府部门、或党派、或个人都得服从法定程序作出的决定。显然，要不要这样做，更多的不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实际利益问题。相比之下，企业管理体制朝着全员民主的方向进行改革，一方面较少先例可循，另一方面除了也牵涉到各方利益的消长以外，涉及理论认识的方面确实要多得多。

一、政治经济学依据（一）：价值三源泉论

“笔者的《政治经济学新论》系列论文^〔1〕论证了：

（1）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其使用价值为基础的。而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自三大源泉：1。潜藏在生产资料中的“天然潜在价值”；2。隐藏在生产设备和技术中的、全人类世代积累的“集体智慧价值”，以上两种来源的价值应属全人类共同享有；3。体现在诸多方面的“个体劳动价值”（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现场劳动，“来源合理资本”中的个人过去劳动，最新科技发明中的个人创造性劳动，企业管理和社会宏观管理中一切有关人员的劳力劳心活动，企业初创和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家和一切有关人员的创业性劳动，上述一切人员接受教育培训的先行性劳心劳力付出，以及上述一切人员及其家人为维持和提高劳动能力所付出的后勤性家务劳动──以上均属广义的“劳动”）。

（2）劳动者的实际劳动付出，即劳动力，与劳动者本人是不可分离、因而无法精确量化的，而资本与资本提供者是可以分离的，由此造成：1。劳动者的劳动付出过程必须时刻受监督，2。劳动者如欲将其劳动力改“卖”给别的“买家”（资本家），其“成本”将比资本的转移要高得多（这一点已有其他学者论证过），由此造成了资本对于劳动的不合理单方面支配地位。

（3）上述三大来源的价值在生产资料中也是不可分离的。虽然其中的天然潜在价值和集体智慧价值本属全人类公有，但这种不可分离性，加上资本对于劳动的不合理单方面控制，使资本对于这两种公有价值及其通过与个体劳动的结合所添加的额外价值得以低偿占有和支配。所以说“低偿”，那是因为资本的付出只能抵偿生产资料总价值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则被资本提供者无偿占有和支配，因而产品总价值和企业利润的相应部分也被资本无偿占有了。

（4）即使资本的初始来源是合理的（如劳动所得工资、经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因此，开始时资本对于相应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价值和企业利润的占有可能是合理的，但对于其余部分的占有就是不合理的了。如果将不合理占有的利润拿来再投资，那就是“来源不合理资本”。由来源不合理资本衍生出来的利润，自然全部都是不合理的了。于是，利润变资本，资本生利润，初始较小的不合理再生更大的不合理，如此这般，恶性循环，资本就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快速扩张。

（5）不受民主程序节制的资本，通过扩张、吞并、联合，从分散的小资本成为比较集中的大资本，大资本财团又利用其庞大的经济资源，通过收买、游说等“自由”伎俩，从对于分散的小企业本身的单方面控制，成为控制一地、一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一股难以制约的力量。等等。

总之，作为商品使用价值来源之一的现场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及作为商品使用价值三大来源的个体劳动、人类智慧和天然价值之间的不可分离性，造成了这三大源泉价值各自的不可量化性。这一不可量化性又造成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使用价值的不可量化性。这就证明了资本与劳动及生产资料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自由的公平交易，证明了资本对于劳动及生产资料的单方面支配，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以交换品的交换价值之可量化性为前提的自由交换关系，而是一种隐藏着化公为私和不平等交易在内的、不合理的经济关系。”^〔2〕

“〔天然生产资料和人类集体智慧〕为全人类共同体所有，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为全世界全体（广义）劳动者所有（当然还包括暂时或永久地、部分或全部地、尚未具有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幼、老、病、残的人们）。这是因为天然资源和集体智慧价值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得以实现并产生新的价值，造福社会。洛克关于个人占有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付出自己的劳动”。因此，凡游手好闲、坐享他人劳动成果，或以不正当的手段如武力、权力、战争、欺骗，抢骗得来的社会财富或他人财富，其所有权就不应得到法律保障。一切企图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坐享福利的人们不应受到鼓励，而应得到教育和纠正。

反过来说，一切（广义）劳动者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积极为社会作贡献的一员，都应具有共享（是共享，不是私分）人类共同财富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财产权、最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如果离开这一基本人权而谈论其它什么“权”，离开这一最最基本的财产权而谈论其它派生的财产权，就是舍本逐末。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财产权应作为规范世界上一切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

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一个企业的全体（广义）劳动者，无论是现时劳动，还是以（来源合理）资本形式出现的过去劳动，对于直接用来创造新价值的生产资料，理所当然地应共同享有直接的支配权。资本和劳动之间必须以平等合作、共创共享社会财富代替现代形式的人身依附，实行劳资合营、民主管理，也就是共享所有权。

强调企业全体劳动者的权益，并不贬低企业家的作用，而是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期望（正如提倡民主并不贬低政治家的作用、而是提高了对他们的期望一样）。在三级所有、劳资合营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家需要把企业不只是看作私人或小团体的事业，而要看作是大众的事业；不仅看作是经济的事业，而要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大事业的一部分。这样的企业家就必须具有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高超的才智、和更勇于开创的精神，才能使一个企业取得成功，而且将对社会作出比私有制下的企业家所能作出的要大得多的贡献。”^〔3〕

二、政治经济学依据（二）：生产力论

“一、首先，唯生产力论者对于“人”作为生产力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把受雇佣的劳动者实际上看成是一台台机器一样的工具，没有灵魂、没有感情、没有精神需要，只需像给机器灌足燃油一样，将他们在物质上喂饱，将他们看成是为了得到温饱、而心甘情愿地听命于外来的、单方面的管压。或者再通过“产业分工”，推出一些声色犬马、或者争强斗胜、甚至恐怖杀戮等刺激感官的所谓“娱乐文化”，来填补他们时间和精神上的空白，实际是麻醉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甘于沦为纯物质性和物质主义“生产力”的工具、奴隶，实际是经济政治特权集团的工具、奴隶！劳动者，作为“人”，是身心合一的有机综合体，怎么能肢解成机械的物件呢？！

二、上面说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劳动者”是广义的，应包括科技、管理、理论、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者。这里必须把作为“第二、第三生产力”的（促进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制度、意识形态等，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上述各领域的劳动者区分开来。。。。

三、只要承认“人”不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物”，承认“劳动者”这个第一生产力，不仅仅是物质性的生产力，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温饱，还需要精神上的自由、自主，承认劳动者的自由、自主首先在于作为平等的主人，不但被管理，而且也能管理管理者，在于平等、民主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那么就得承认这种（也唯有这种）维护民主生产关系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促进生产发展的生产力（当然它们不仅是生产力，也是一种文化）。最早阐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正是这位马克思还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革命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开创者，新的意识形态的实践者。说革命阶级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也就等于说由革命阶级实践着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自由中小资本（如果没有受到政治集权、或垄断资本、或其它大资本的压迫）之所以属于较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因为与封建集权、或垄断资本、或官僚资本主宰的经济政治关系相比，在中小私人资本之间（如果没有成为上述大资本的附庸的话）多了一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但它们与提供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之间仍无自由、民主关系可言，所以仍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显然，即使请出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来作评判，他老人家也不会为唯生产力论将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搞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作辩护的。。。。”^〔4〕

“。。。劳资合营、民主管理的企业有利于发扬全体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资本主义力图全球化的今天，虽然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金融股市热闹非凡，但在资本统治劳动的体制下，高科技所带来的信息快速流通等种种方便，主要是给占世界人口极少数的富人带来了私人财富的不断翻倍增长，而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却非常有限。相比之下，广大劳动者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以后所具有的尊严、责任感和热情，才是企业和社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持续增长的根本前提和保证。人的解放才是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条件。”^〔5〕

三、政治经济学依据（三）：自由竞争－公平/效率论

“。。。劳资平等既有利于企业收益和社会财富的更公平的分配、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又无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只是〔以劳资之间的平等、公平竞争代替了以往不平等的依附、支配关系，〕以劳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代替了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6〕）。而且，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更加平等和〕分配的更加公平，这种竞争也更公平、更有效。^〔^7〕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不是单单从抽象的、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出发的，而是扎根于对于价值源泉客观事实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符合科学理性的精神（道德哲学与科学理性本应是一致的），因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8〕

四、政治经济学依据（四）：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物质资源的持续可获得性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本身的和谐健康发展、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全面平衡发展的问题。

“由于〔大社会共同体支持下的劳资合营、民主管理使得〕社会财富和权力（包括投资即资源配置的权力）在共同体和公民个人之间、各级共同体之间、以及各类劳动者之间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资本的投入（即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消费，在市场对于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配合下，将比较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相对平衡，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那样，因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造成资本的盲目投入、而多数消费者购买力相对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必然地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然后经济被迫收缩的萧条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在三级所有制下，经济和社会将能长期安定地持续发展。。。。

。。。〔由于劳资合营、民主管理的企业有利于发扬全体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至少不会削弱社会资本的总体积累，而由于三级联合所有制使资本配置更加合理，所以在总体上更有利于经济本身与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化教育、全民福利等）的全面〔和谐〕同步发展。”^〔⁹^〕

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全面、和谐、平衡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五、人性论依据

“为什么通过平等民主的人际互动来改善人性、推动物质进步，非得从基层做起不可，不能自上而下地推动呢？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上面所说，实际概括了基层生产（和其他事业）单位的至少如下三大特点：

一、范围小，人们可以经常面对面接触，对人对事可以进行直接、感性的观察和认知，较不容易受单位内外错歪舆论的欺骗误导。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人出售自动付费烤面圈的记录表明，小公司人员比大公司的诚信度要高3-5%，原因是小公司人数少，互相更熟悉，欺骗容易暴露。这个道理到处是一样的。在较易识破伪装、骗局的基层，人们对互相之间利害相关、命运与共这一点道理看得见、摸得着。再加上天天见面又自然增添几分同伴的亲和感情，因此对己利、他利、和整体利益自觉加以认识和平衡的动力自然大得多。

二、企业单位，作为一个自足自立的经济共同体，与其它事业单位相比，在大社会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中，成员之间更加有着经济上的生死与共关系，尤其如果所有成员在地位上是真正平等的话，那么人人必然会有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具体情状具有较真切、实在的感受和认知。其它事业单位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的命运与共关系。

相比之下，在大社会，由于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渠道复杂曲折，谁能真正说得清，更不必说具体感受到，己利与他利、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具体关系了。由于此种关系抽象得难以捉摸，人们就更容易“自然” 地抓住可以直接“捉摸”的己利不放了。

但是，在基层利己/利他互动互合的经验、建基于直接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经验认知，对于人们在大社会处理人际利害关系、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会有基础性的启发、引导意义，引导人们向着利己/利他结合的方向努力。

反过来，如果在日常谋生的基层单位，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是依附和被依附、单方面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那么能够指望人们发扬本性善的一面、克服自私心理？相反，那只会迫使人们不得不时时事事为己利而斤斤计较。在此基础上的大社会民主就只能是被在基层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左右而走了样、变了味的“民主”。权力的分立制衡也只是这些特权集团之间的分立制衡而已，广大劳动者是很难从根本上制衡他们的！

上面说的那个美国人，从出售烤面圈、由买者自动付银的经验和记录中，还发现另外两个有趣的现象：（1）在管理者较受大家喜爱的公司，不付钱的欺骗行为明显地较少。（2）在主管们专用的楼层里，不付钱的欺骗行为明显地多于其它一般人员所在的楼层。这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个工作单位内人员之间的地位差异状况和实际相处状况对于人性的趋善或趋恶，具有重大的驱动作用。

三、基层单位，尤其是小单位，更易实行直接民主。这是显而易见的（详见下文“民主理论依据”部分）。

因此，只要抛弃那种“经济人假设”的所谓“理性”主义的误导，承认人性的两面性，承认存在着或者向着利己/利他结合的方向升华、或者向着人人越来越自私的极端方向堕落这样两种可能性，同时保障各方面人员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们就较容易达到对各方有利的让步、妥协、求同存异、步调一致，达到劳动与资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委托者与被委托者、经济与政治、物质与精神的双赢。并以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由下而上地将此精神逐步、逐级延伸、发扬、普及。再加上各级权力机构分立制衡的防堵作用，这样，比较公平又不失效率、比较和谐又不失富足、比较自由民主又不失秩序安定的社会，就有可能一步步地展现。自上而下的支持、推动当然重要，而最重要的对于民主的支持，首先应体现在对基层民主的支持和保护。尤其在改制问题搁浅、找不到恰当制度形式的“国有”企业，特别是攸关国计民生全局、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未来走向的那些大企业，应该完全可以首先试行劳方与“资方”的平等民主经营管理制度，否则如何保障这些企业的管理者真正在为“国家利益”、为企业的所有劳动者、而不是为一己私利进行“管理”，如目前不少企业那样？”^〔10〕

六、认识论依据

“托克维尔在说到当时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乡镇自治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时，提到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在他眼界所及的有限范围内，他学习治理社会。。。理解权力的和谐，最终积累起关于他的义务的性质和他的权利的限度的明晰、实用的理念。”请特别注意其中“眼界所及”四个字。那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物）的认识总是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地逐步获得真知的，只有真知才能导向正确的行动选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识论的起码常识。所以，如果在既是“利益相关”又“眼界所及”的企业中实行民主原则，那么企业就是人们学习实践民主的最理想的学校。企业应该成为这样的学校。。。。试想，在自己直接“利益相关”又“眼界所及”因而较有把握发表意见的工作场所，尚且没有发言权，那么怎能指望整日为生活操劳、奔波的人们对于眼耳不能直及、利害关系又曲折模糊、真实资讯又被大资本财团所控制、掩盖、歪曲的大社会事务，踊跃发表意见呢？事实上，即使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大多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上少数特权阶层的尾巴、工具而已。”^〔11〕

七、人的全面发展论依据

“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促进他们身心的平衡、健康与全面发展。。。。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劳动不仅是求得温饱富足、获取物质福利的手段，而且还应是求得自我实现、获取精神满足的途径。人类在温饱尚未得到初步保障的情况下，物质需求可能显得较为迫切。但即使在物质比较贫乏时，也不是就不存在起码的精神需求。在某种情况下，精神需求可能更强烈，这是因为精神的某种满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质的不足。当然，精神永远不能完全替代物质的起码需求。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精神的需求肯定会越发显得重要。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社会决不会是真正文明的社会、持久文明的社会。

在劳资合营的企业里，劳动者不仅是以劳动换取物质需要，而且还可以以主人翁的身份、姿态和心态自觉培养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人际活动才能、监督管理才能、各种技术才能。与被动地出卖劳力、接受管理相比，主人翁的尊严，个人潜力的额外发挥、对企业和社会的额外贡献，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这可以弥补劳动的分工造成的人的异化。员工的身心平衡、健康与全面发展，不但对他们自己，而且对企业、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三级所有、劳资合营就优越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社会民主”经济方案。。。。”^〔12〕““慈善”的“恩赐”（包括用于体智正常者的所谓“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对于劳动者人格尊严的侮辱，必然压制着劳动者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能力的充分发挥，。。。平等民主的生产关系、以及保障此种生产关系的经济政治制度，不但可以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其本身还“是实现人类平等和全面自由的工具”〔马克思语〕，其中所包含的人际关系、以及人和物的关系可以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满足和完整的幸福感。”^〔13〕

八、民主理论依据（一）：直接民主论

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制度最早是以希腊的一些城邦国家，在奴隶主阶级这样较小的群体范围内实行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出现的。随着近代国家规模的扩大，和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阶级限制的逐步打破，直接民主的形式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不得已而采用了代议制政治这一间接民主形式。但由于间接民主不像直接民主那样直接、真实地反映民意，真正的民意容易被歪曲而走样，有人甚至不认为代议制政治属于真正的民主制。

不管怎么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直接民主具有间接民主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无需多言，无人能否认。。。。如果〔以间接民主的存在为满足，〕在各种小群体中没有实行民主，那么以小群体“代表”的身份在大社会中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那些少数人，就可能是那些小群体中的特权寡头或专制者，他们在代议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就不是真正代表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公民的利益，更不会是大社会全体公民的利益，而只是他们自己少数人的利益。大社会的民主也就落空了。”^〔14〕

“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建立在人们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基础上的，追求的是在不同个人或集团相互对立的利益中间进行机械的选择或掺和，结果往往是让外在的量，如拥有的金钱之多，压倒内在的质，如道义，使弱肉强食的丛林行径合法化。三级共同体、各类劳动者联合所有制下的企业员工则必须以利害相关、命运与共的伙伴感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去理解和对待利益相左的各方，倡导各人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共同体利益的统筹平衡、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庸精神。在面对面相处的企业中是如此，在共同体的大社会也应是如此。这才是真正健全有效的社会民主应该具有的灵魂。而劳资合营、民主管理的企业才是培育这种灵魂的理想学校。”^〔15〕

九、民主理论依据（二）：反腐败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既适用于各级国家权力，也适用于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绝对权力（工人在不同企业中的流动，不等于可以摆脱资本的控制）。

“大社会共同体对企业的必要监督管理和企业内部的民主监督相结合，有利于克服企业本位主义、消除违法乱纪、损人利己的腐败现象，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增进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尤其是对于现有的国有制企业而言，如果实行劳资合营，全体员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就可以有助于遏制官商勾结、借公营私、压榨劳工、陷害消费者等各种腐败现象，防止国有企业的实质私有化。国有企业同时又接受社会各级共同体的宏观管理、监督和支持。这样，下有广大基层劳动者的广泛民主基础，上有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管理机构的有力保护和支持，。。。原有的公有制经济才能真正站稳脚跟，顶住国内外私有资本的包围、排挤、腐蚀而立于不败之地，并逐步壮大起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大主干。”^〔16〕

十、民主实践依据

“随着上个世纪下半叶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随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西方民主模式也被一些人视作样板到处推销。无可否认，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有其历史的进步性，有不少值得后来人借鉴之处。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再赘述。这一势头竟然发展到这样一种既可悲又可笑的地步：一个号称民主旗手的大国，既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未得到有关国家人民的授权，但凭着相差悬殊的武力，以莫须有的借口，强行发动战争，将民主强加于该国人民的头上。或许有人会说，美国的入侵至少客观上帮助推进了该国的政治民主。但是，人们要问：一个外国，利用现代化武器强加的“民主”，究竟还有多少民主价值？难道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应该也是平等的吗？显然，用武器输入民主，这是对于神圣的民主理念的粗暴嘲弄、亵渎、和糟蹋──民主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负面社会内涵，膨胀到消解了程序民主原本包含的正面价值的必然结果，是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17〕

上述情况在缺乏劳动者民主的其它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同样存在。事实上，一个国家，对内与对外的政策总是具有连续性、一致性的。对外的霸道，正是内部民主缺缺或者流于表面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对外长期霸道者，对内也不可能不走向霸道（就如目前的美国那样），否则对外霸道也不可能持久。而无论是对外霸道还是对内霸道，根子都在于资本权力/权力资本对于广大劳动者的普遍霸道！

“如果政经改革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而是走某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化的老路、或者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民主化”浪潮冲击着全世界的大背景下，任何具有资本主义实质的政治经济体只有三条出路：要么是称霸一方乃至全球，要么是沦为外国霸权的、当代新形式的资本殖民地、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成为像日本那样的、既仰仗他国大霸、又欺负弱小的地区二霸头。这是作为当代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遇到历史性的困难和曲折。世界也就会暂时失去希望。”^〔18〕

十一、哲学依据

所有上述理论观点的对立面，无论是抹杀天然资源潜在价值的人天对立观，抹杀人类集体智慧价值的原子论个体主义世界观，抹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度、自由/效率与平等/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抹杀经济关系各个方面、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还是抹杀人性两面性的唯自利论，或是抹杀近距离的感性直观、面对面的情感直觉的重要性的唯理主义认识论，或是抹杀社会关系和人类认知的层次性、或是抹杀劳动者的精神需求，还是抹杀直接民主重要性的民主理论，或是抹杀资本对于劳动的绝对权力的腐败性，或是将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割裂开来的政治观，都是基于心物二元对立世界观、方法论的，不符合社会实际真相的机械、片面、极端思维的产物。相反，所有上述关于企业全员民主合理性的理论依据，都是在笔者曾阐发过的心物一元论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19〕观照下所得到的、对于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存在世界的认识。所以，心物一元论的世界观、方法论乃是企业全员民主合理性的最终哲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