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观点的始作蛹者

  近几年，不止一位富有影响的学者提出了关于计划经济、国有制、民主政治、前30年成就及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崭新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之为非主流观点，或新左派观点，以示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理论观点的区别。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源流就会发现，这些非主流观点的大部分，都是数年前甚至十年前何新观点的翻版。有些观点虽然有了新的发展进步，但吃螃蟹者、始作蛹者却非何新莫属，以下试举几例：

  《第三只眼看中国》是最有影响的新左派观点宣言式的书籍，它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出版后，成为风行一时的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美国、香港、日本地出版，以至中央高层都在讲话中引用了该书的观点。这本书的作者王山提出：“‘流民朝’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个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了强烈的被虐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又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运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62页。以下简称“三只眼”）。而早在1988年，何新就曾在他的“中国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流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失去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最不安定，最具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似乎最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一种可怕政治力量”，“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个力量，这支社会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策源地。”（《当代中国文化备忘录，见何新《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版，第14页）

   第三只眼作者写到：“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到个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8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三只眼第68页]“对于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地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同]。而几年前何新写到：“从经济的观点看，公社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但从政治稳定的观点看，确实把农民固着于土地，限制农村中游离、分化和发展出巨大流民力量的有效组织形式。”（《危机与反思》，第178页）

   温铁军在“百年中国，一波三折”一文中写道：“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见《读书》杂志，2001年第三期，第4页）。而早在1992年，何新在“论中国的新工业革命”一文中写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逐步向市场体制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见《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何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51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运而生，都有必然性”（同上书第500页）。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说：1949年中国生产力落后，资金不足，计划和行政指令成为了调配资源的方式。后来经济规模愈来愈大，物质越来越多，计划的主观性就表现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经济改革的需要。

                   左派理论吃香的原因

左派怪论或者说谬论所以能流行一时，吸引众多普通人的眼球，其观念与认识所以能对社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原因有二：一、它属于似是而非的理论，因为肤浅，诉诸直觉与感性而显得通俗；因诉诸道德与价值观而显得充满激情与正义感，是典型的可爱而不可信的理论。二、它以辩证法理论为基础，有利于当代人的理解与接受。辩证法是当代中国最普及最具影响的主流哲学范式，也是中国思想观念中具有悠久传统的思维模式。从这个理论观点出发，不论结论如何，总显得熟悉可亲，闪烁着科学思想的光环。其观点常常给人以兼收并蓄、全面、中庸、符合实际之感。在一般人看来，由于运用了辩证法，至少属于不偏激、不片面、综合吸收了不同观点，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过否定之否定乃至扬弃而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

此两点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促成了左派理论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光通俗易懂，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基础，难以被人看得起。运用五行八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分析现实，虽有中国传统文化作幌子，但这些东西毕竟太过陈旧，与科学观念相差甚远，又是算命先生占星术士经常使用的把戏，加上长期以来早已被戴上了宿命论、循环论、诡辩论的帽子。唯有黑格尔集大成，被经典作家充分阐释，今天又受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青睐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先进的符合政治正确性的，经过实践证实的科学理论观念。由这个理论武装，即使得出的结论不完全正确，总还含有真理的颗粒在其中。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不是全盘否定或抛弃；是继承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用辩证的观点分析现实，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部分否定，即所谓对原有体制的完善。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人们在放权与严控两个倾向的把握上，纠正了过去管的过死过细的弊端，强调了放权搞活，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大增；但凡事总有个度，一旦放权和改革过了头，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又需要严控的政治经济手段来纠正其偏差。

“缺点有时恰恰是优点的不适当延伸”（《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第128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我们的根本追求，不论是对改革前的政策与主张，还是对改革后的政策与主张，都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极端一点的说，就是对皇权制度，这一弊端丛生的国粹，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也要既看到它落后腐朽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的一面。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生产力与社会文化遭受巨大破坏的时期，往往是旧的皇权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皇权制度尚未建立的权力真空期。所以， 对它的总体评判与改革，也不能全盘否定。皇权制度虽有一人说了算，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不合理极其荒谬的一面，更有权力高度集中，号令统一秩序井然的一面，不然的话，民族国家就会陷入更大的悲剧当中。改革就是要想办法把一人说了算，一个人为所欲为，改为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允许臣子说话。做到像圣君唐太宗那样，纳谏臣之言，依法律行事，而不是依个人意志随意行事。这需要提高皇上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以期君主们，树立起为江山社稷不计个人得失的事业心和志向。同样，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也不能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认为计划体制是一个过时落后的体制，市场体制就比计划体制优越。什么情况下用市场体制，什么情况下采用计划调节的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何新语）。计划体制虽然有长官意志，控制过死活力不足，经济效益差，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和毛病，但它也有意志统一、办事果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收入差别小、人民生活竞争压力小等等长处。改革的目的是要扬长避短，在控制得过死的情况下，要强调放一放权力，发挥一下基层官员和各级政府的智慧与积极性，反之则相反。

       用理论颠覆政权、瓦解制度的观点令人质疑

在《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第154页）中，何新写道：“美国（也包括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学术界的幼稚，确实在灌输一些谬误的理论。试图通过这种灌输，造成决策层对国内外形势的失误的判断，推出失误的决策方针，导致形势的动乱，最终达到颠覆政权、瓦解制度，拆散中国的战略目标。

   在经济理论上，所有的目标都是三点：（1）扰乱国内经济；（2）搞垮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的国家管理和控制；（3）全面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鼓吹以下三点：

（1）麻痹决策层，例如称缓和代替冷战、谈判代替对抗；
（2）转移决策层对亚太和中国局势的警惕，如称亚太不是90年代战略斗争的中心；
（3）煽动对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实际的希望，如称世界经济90年代大发展。”

   何新的这些思想，依然是从观念入手看待社会发展变化的传统观念的表现，是任何一种敌对势力要颠覆政权，首先就要造舆论的阶级斗争思维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种观念的落伍之处在于：依照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物质关系的反映。观念原则的斗争，其胜负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与性质。既然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担心些许腐朽观念与奇谈怪论，会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运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失去物质基础的封建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观念,必然要被公有制生产关系作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所取代。

建国以来，尽管我们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的管理工作，十分忌讳异端观念的传播。文革中，除了官方的一种观念解释外，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不同于正统观念的思想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后依然存在，何新自己也曾经对此表示过异议。而且这种严控政策，除了带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外，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人们希望的稳定与发展。

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原因是受了“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陈腐观念的影响，意图阻止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说三道四。是为了使某一种政策主张居于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允许不同的意见主张干扰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在合作化、大跃进、文革、人口控制以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等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的人，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是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者，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人们对国家政策方针的客观认识与客观评价，成为左倾错误长期延续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的号召指引下，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藩篱，有关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不同观点、思路、政策主张纷纷涌现，平静平等的思想理论观念的讨论普遍展开。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面貌。放下包袱、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破除人们对旧的条条框框本本、对圣人之言、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迷信固守的过程；就是大量引进符合实际需要、属于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科学理论观念（如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理论观念等等）的过程；正是这种对待经典学说、传统理论的正确态度，对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引进的欢迎态度，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的固有看法，改变了相沿已久的左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虽然国外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引入、自由讨论、学习借鉴，难免泥沙俱下，出现错误的东西。但是理愈辨愈明，思想观念越斗争愈进步愈富有活力，真理是在与谬误、与不同思想观念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新的政策方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旧的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左的观念主张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同这些观念的比较中凸显其合理性和优越性的。不能因为实行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宽松自由政策，出现了若干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观点，不能因为这个方针下，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就因此否定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合理性、现实性。

  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断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的合理性，将社会事务的判断取舍意识形态化，这是改革前几十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一条堵塞言路、禁锢思想、对既定政策主张社会实践合理与否不做判断思考，不做评价选择的老路。这条路是一条抑制活力、没有希望、通向落后的道路。将“三自一包”的推行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人民公社化看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同今天，将维持电信、银行的垄断经营看成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打破垄断、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进入的政策主张看成是私有化，看成是对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看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角度说话一样，不过是借助意识形态旗帜和大帽子把不同观点批倒批臭罢了。

把联产承包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革，把大包干看成私有化，将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看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将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国企承包、租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可行的改革主张，将国企转制与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改革主张。这样一套将一种观点戴上红帽子，贴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标签，将与其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妖魔化，斥之为反动落后的东西，贴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戴上帝国主义阴谋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这是改革前意识形态专家惯用的方法，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灾难众所周知，毋庸赘言。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具体政策主张的判断上，具体实践方法的指导上。如同宗教信仰虽然重要，但这一重要性决不是体现在用上帝的箴言来判断具体政治经济实践的正确性，具体政策主张的正确性上。意识形态信仰对具体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的判断没有鉴别作用，只有负面和有害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与主流经济学家，自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对市场经济体制、对民选制度情有独钟，正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必定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生产关系模式、民主集中制情有独钟一样。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鼓励人们接受自己的价值与信念，反对与之不同的观点，是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人理所当然的追求。除了争取民众支持，划清政治界限，使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富有吸引力，希望脱颖而出的竞选政治家和理论家之外，在日常的政策制定和政治社会实践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保持不同价值追求与观念倾向的均衡，是务实的政治家的常规做法。

我们难道可以这样认为：宣传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观念的人，就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上企图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吗？即使某些人思想观点的宣传鼓吹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如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也不能将这样的人认定为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同样，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持有者，宣传私有化的观点，传播宪政民主观念，同样不能看作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行为。采用什么观念作为自己政策主张的基础，这是政治家们的取舍。国家的安全不是靠限制和禁止不同价值观的人宣传自己的观念来维系，而是依靠合理的政治制度框架，切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政策来维系。将现实中的问题与困难归咎于错误的观念，将人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非议与抵制看成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将人们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产物，这是无视现实将头埋入沙丘的鸵鸟思维。

今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上，在国企改革和反腐问题上，所以有着在众多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政策主张和价值观，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阴谋和自由化观念传播所至，而是持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与不同的结论。要想消除这些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将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搞成一模一样，这显然达不到。退而求其次，只能禁止不同的思想与观念说话。或进一步，让人没有条件接触不同的思想，如禁止西方图书、影视与互联网信息的传入，实行新闻和文艺作品政府审查制，不允许对国家政策与正统观念持有异议，治思想罪，统一思想和思想研究者的口径等等。自然，实现这一切还需要借助高压政策，如阶级斗争，或者神化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其强调至不容置疑、一统天下的地步，果如此，万马齐喑众口一词的历史就会重现，文革的灾难就会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