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
——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内容摘要：本文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三农”问题的根源。进而分析城市化在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和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由此获得的启示作为探讨新农村建设核心内容的基础。新农村建设应充分运用国家整合力量和完善农村市场机制来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化，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 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农村改革已28年，中国农村在28年的改革和发展中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也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解决了老问题，又出现了新问题。“三农”问题是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胜利实现。中国的“三农”问题已非常严峻，在人类步入21实际的今天，广大农民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全球化的今天，广大农民被边缘化；在近30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广大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其中的成果。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发展根本上是实现人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应确保更多的公民，特别是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掉队的农民分享经济增长创造的成果。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我们一般讲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如果讲“三农”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所谓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方面，而“农村真穷”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林毅夫）。“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悖论”的说法：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50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22元，二者之比为3.24：1。如果把城镇居民的非货币收入也考虑在内，比较实际收入或实际福利水平，中国的城乡差距要达到6：1，这种差距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落后使中国呈现“一个中国，两个社会”。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外国人在我国走出“灯红酒绿”的城市后，来到“黑灯瞎火”的乡村，巨大的差距使他把中国称为“欧洲和非洲的共同体”。
我们从城乡的巨大差距中认识到了“三农”的严峻性。但更重要的是探究“三农”问题的深刻根源，下面笔者就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来探究“三农”问题的根源。
二元经济模型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著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它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在生产和组织上的各种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分为明显的两个部门，一个是现代的城市工业部门，其特征是现代工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较高；另一个是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其特征是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以简单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处于自给半自给经济状态，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低下。显然这是两个在性质、层次、水平上都有很大差别的经济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个经济系统在各自的封闭环境中运行，生产要素不能在系统间自由流动以实现合理结合，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中国“三农”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过多的农村人口和过少的农业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造成的后果是大量剩余劳动里的存在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低下。也就是说在中国二元经济的“一元”中，广大农民是与生产效率低的产业结合的，而农业与其他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且持续下降，这就必然使得农民收入不足。我国农业效率不足，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投入不足造成农业技术水平，机械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我国有近14亿人口，其中一半是农民，每个农民占有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数量太少，每户平均只有8亩多耕地，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闲置的资源，在二元经济两个系统的封闭运行下，他们不能充分与其他产业上的生产要素结合。如果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与其他产业相结合，不论政府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等其他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农民的收入难以有大的提高。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强化和变化趋势他分析“三农”问题的二元经济结构根源。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明显的表现为城乡二元，并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城乡一直处于共生状态，城市在政治上是统治乡村，在经济上却依赖乡村，并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城市形成了自身的经济体系，城乡经济开始分离。
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期，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主要的原因在一系列的工业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安排。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然扩大城乡差距。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导致重工业内部的自我循环特征，这种工业化对农业的发展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更何况，中国工业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源于农业，工业化过程是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而这种工业化又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通过非经济的强制手段——价格剪刀差，对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而对工业制成品实行高价政策，这就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却促使重工业低效膨胀。1952—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积累了几千亿元。需说清楚的是，笔者在此关心的只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三农”问题（它对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其次，城乡分割的体制也强化了二元结构。政府在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管理方式、资金投入、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居民的福利待遇、户籍管理等方面都采取不同的政策，导致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待遇差别，并形成了一系列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城乡经济在各自的封闭环境中运行，没有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激励作用。城乡分割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把市民和农民人为的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结果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强化。
近年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1.从三大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看，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最低的，且在持续下降；2.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3.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降低；4.城市与农村在资本市场、技术水平、规模效应等方面差距明显；5.城乡居民的福利保障收益、受教育程度等差距呈扩大趋势。
以上，笔者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二元经济结构根源和中国二元经济的形成、强化和变化趋势作了较详细的考察。下文将进一步思考城市化在打破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以及最近提出并反响强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促进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
城市化的启示
如何破解二元经济结构从而解决农村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对城市化与二元经济转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产生了许多经济理论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共存的二元经济状态。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大量的劳动力的存在，使得超过供给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这导致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几乎是无限的，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弹性，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况且城市现代部门的扩张也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因此刘易斯把二元经济的转化过程看作是城市现代部门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当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减少时，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就会提高，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他主张通过城市化，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以实现城市经济的扩张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化。
很明显，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这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有利于缓解过多的农村人口与过少的农业资源的矛盾。进一步来分析，城市化连接的是城市和农村，实质是连接两地的生产要素，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两个系统内的生产要素重新结合的过程。劳动力是农村主要的要素之一，在固化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下，被封闭在落后的农村系统内，如果不实现成功转移，只会加剧与过少的农业资源的矛盾。城市化作为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力量，能够实现农村过剩劳动力与城市非农产业的跨系统结合。
况且，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国外资金，城市化能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高效的外资结合。这一跨系统的要素结合过程，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而且能够促使农村土地的集中，为发展现代高效规模农业创造条件。
因此，城市化的启示在于，仅仅依靠农村内部资源和要素的整和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强，农村致富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条件是不够的。只有“跳出三农”
才能“兴三农”，换句话说，只有实现跨越农村、城市两个封闭系统，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系统间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至有效结合，才能使长期封闭于落后系统中的“三农”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新农村建设中的国家整合、市场机制力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做出的重大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深刻的运动，无疑有丰富的内容。但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在农村建设”，正如我在分析城市化所获得的启示那样，应该用开放的视角来探讨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基于对“三农”
问题的二元经济根源和城市化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分析，笔者将围绕二元经济的转化来探讨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主要从国家整合和完善市场机制来分析新农村建设在推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
一 .新农村建设中的国家整合力量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依据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广大农村人口难以合理分享现代化的成果。笔者在第一部分谈到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过程，在此有必要再简单强调一下。一是，工业生产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出现使得城乡的经济社会差距扩大。二是国家强制性的行政整合造成城乡隔离。为了保证城市优先和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国家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阻隔着城乡的一体化，并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走向二元社会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二元结构强化的过程明显的受到了国家力量的作用。
下面就新农村建设中的国家整合力量的具体运用谈几个方面。
第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建立财政性资金反哺农业机制。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过程，国家是以牺牲农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城市工业主要依赖的是国家投资，如从1950年带到1970年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基本上依靠的是国家投资；而农业的投入主要来自农民，在实行分产经营的制度条件下，农民的农业收入是有限的，投入能力不足。又因为是小块土地经营，收益有限，农民投入意愿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还较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求生产发展，提高农业综合能力。为此，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调整工农业的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财政性反哺农业机制，具体包括政府支农投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减免政策，这三大投入机制都有利与促使政府投资行为向农业倾斜，通过这几个投入机制向农业注入资金，是政府着眼于工农产业协调，实现产业均衡发展的战略投资。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向农村转移，加强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近今年，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将公共财政和公共物品的理念引入到农村。由于长期延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的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十分明显。至2005年，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有近7000万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6%的村子还没有电话。据卫生部估计，全国农村人口中有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尽快实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完全有国家支付；通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通过建立新型的合作医疗，改善农民的就医状况；通过工程建设，改善农村道路交通。
第三，建立多元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二元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保障事业一直将重点放在城市，而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这种明显的二元分割无疑会使陷入困境的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严重阻碍城乡一体化进程。基于此，新农村建设中的国家整合力量应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加大政策与资金的倾斜，将社会保障的范围扩大到农民群体，建立多元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失地农民应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或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设置社会保障项目。二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由于高流动性和边缘性特点，对其社会保障应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三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主要是针对仍然留守在农村从事耕作的农民进行的社会保障。这个体系应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加大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养老保险机智建设等等。
二.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机制
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失衡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城乡分割体制又使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受到阻碍。笔者在前一部分探讨了国家整合在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作用，这一部分将重点分析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
虽然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农村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和程度严重落后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体系发育还不完全，统一的城乡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这将导致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不能互通互动，使得农村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我国二元经济强化的过程是以排斥市场机制，依靠强制的行政手段来促成的。要想从根本上打破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还得从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着手。与国家整合力量相比，市场机制在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作用将更为根本和长远。因此，新农村建设要为农村注入新的市场要素，建立统一的城乡市场体系，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城乡互通。以下，笔者将从金融性反哺农业机制、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来分析新农村建设应该发挥的作用。
（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性反哺农业机制。
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没有资金投入是不行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如何落实这一方针使得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能够在畅通的渠道和有效的机制的保障下得到满足尤为重要。而现有的金融体制还无法充分实现这一要求。一方面是因为农村资金流失严重。改革前，农村金融机构只是动员农村储蓄以提供城市化资金的一个渠道，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出不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完成的，而是政治化的银行系统用劳苦的农村居民的储蓄支持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按目前的金融结构布局，在农村地区吸收资金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机构网点。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除中国农业银行外，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很少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而是将大部分资金转移到城市，农业银行在农村的资金投放也呈逐渐减少趋势。另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机制不合理，制度不健全，产权不明晰，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些问题的积累最终导致了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良资产比例甚高。
工业反哺农业需要农村金融市场来提供渠道，而在目前资金流失严重，信用合作社机制问题严重的条件下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个矛盾需要新农村建设予以高度关注，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须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主要是扩大金融供给渠道。应适度放松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并加强管理，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金融性反哺农业机制，从而使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的各种金融需求得到满足。金融性反哺农业机制与财政性资金反哺农业机制（前文已分析）是相互补充的。
（二）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
这部分探讨新农村建设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方面的作用。这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土地市场都涉足到了“三农”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与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过少的矛盾，并且这还是一个与城市化进程极为紧密的问题。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促进城市化，有利于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解决好土地的产权问题，建立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制度，将利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也更能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下面先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随后提几点建议。
一.农村土地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土地使用权运转机制不利于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一是土地使用权是由集体根据集体的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形成事实上的均田制，造成土地分布过于零碎，阻碍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行。二是土地使用权调整比较频繁，不利于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三是土地承包期限都比较短，由于使用权过短，造成频繁地变动使用权，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使农民对土地的长期预期不足，土地经营行为短期化。
2.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够健全。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信息渠道不畅，往往出现农户有转出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却找不到中意的出让者，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3.政府运用计划经济手段，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把集体土地也变成国有土地，然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将土地高价卖出。在这样的征地制度下，农民丢失了双重的权利：土地卖与不卖，不由农民决定，即使要卖，也没有与买方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平等谈判价格的权利。土地转让差价的绝大部份被地方政府获得，政府实际上成了土地交易的主体。政府角色的错位,干扰了市场秩序，背离了公共利益的本质，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为此，必须很好的解决土地市场的问题。首先要明晰土地产权，使土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规范政府的行为；构建失地农民保障体系。其次，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建立集体土地市场，实现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促使农民土地承包权的自愿、有偿转让。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中介组织。促进土地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势必会对农业现代化、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现实中城乡劳动力市场仍呈现出“二元”的市场结构，一系列的不合理制度，如现行的农村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各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严重阻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也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打破二元经济结构最有效的一环。因此，打破城乡分割的状况，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用任务，使劳动力能够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自由流动，自由的与非农产业结合，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第一，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市政府的歧视政策。户籍制度对于诸多阻碍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政策来说是一种更根本的制度。只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够彻底消除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障碍，而一旦这个制度不复存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有助于消除城市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扭曲。
第二，实行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公平对待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一方面要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应给农民进城提供安全感，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中介组织，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的培训。这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作为。当前，农村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想转移出去，但是由于信息不足，要么无奈地固守土地，要么盲目流动。因此，当务之急要大力发展劳务产业组织，在规范现有的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中介组织，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能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要通过增加投资，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新机制。农业部说：“十一五”期间，将有1亿农民得到职业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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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艳波、翟印礼、董鸿鹏：《统筹城乡要素配置与转移的对策研究》，《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
本文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大一的这学期老师鼓励我们向院里面的刊物投稿，锻炼能力。我很重视这次机会，所以就认真的开始写了。真的是水平有限，困难诸多啊！写了3个月才写出这篇拙作。但我还是对自己在这3个月的努力感到高兴的。
所以我就把它发到了这里，希望各位老师先生们光顾一下，指点一下，我很重视你们的意见，我希望获得更多继续前进的动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