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博士跳楼身亡看中国青年人的生存状态
2006-05-20

最近一些年来经常出现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自杀、他杀或杀他的事件，这可能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而那之前，虽不敢说绝无仅有，但事态之严重、频率之高、数量之多至少是少见甚至罕见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几乎每隔些日子就有听说，大概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有人把这类事件归咎于心理问题，因而呼吁加强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心理教育。不错，这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仅简单地从心理层面去解决，而不去探究并设法消除造成这种年轻知识分子普遍心理现象产生的社会及制度根源，那么，此类的悲剧，将不仅会越来越多，而且后果会越来越严重。在笔者这个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眼里，加强心理教育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都治不了的措施。

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人大跳楼女博士生很乐于助人，一向好强而用功。她很优秀，勤俭持家，学术成果很多，还获得过作为人大校级最高奖学金的“吴玉章奖学金”。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位上进而优秀的女人。可是，由于家境不好、年纪偏大，经济拮据、家务事繁重、求职艰难，所以读博期间承受的压力很大。我们不难发现，是糟糕的生存状态让这位女博士生，变得日益抑郁，最终走上绝路。

当今社会愈来愈激烈且又糟糕和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带来了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勤劳致富”理念似乎也越来越没有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 。由此，这个由社会由制度诱发的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正成为中国生存状态欠佳的青年人的健康和社会和谐的一大威胁。

在笔者看来，当前大多数中国青年人的生存状态、或者说生存环境、生存空间，不是越来越改善了，而是越来越糟糕了。

以大学生为例。一方面，他们接受着正面的和几十年不变的、甚至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是虚伪的传统价值观教育，可在现实生活的另一方面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回事，尤其是他们既普遍面临着竞争压力和对生存的焦虑，也存在对自身发展的期许以及个人情感的困惑。更重要的是，前述各因素通常都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一个心志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孩子面临的压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发现在实际得到的和期许得到的、或者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的时候，就常常产生失落感，甚至有一种被剥夺、被抛弃的感觉。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大学生们越来越浮躁和不安分是必然的。

同样以笔者熟悉的高校青年教师为例。按道理，青年教师才应该是高校学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和教学科研一线的主力军，因此，青年教师各种需求是应该得到合理的重视和满足的。但在中国大陆，因为生活很不容易，不少青年教师依然在自己及家人吃饭穿衣等繁杂事务中苦苦挣扎，多数青年教师每天想的事情首先就是如何生存和应对各种与学术或教学无关的繁杂事务，其次才是教学与研究。而工作本身首先要求的却是教学与科研。这就必然产生矛盾。矛盾冲突的结果常常是，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研水平但生存状态欠佳甚至糟糕，或者生活较好但教学科研能力低下。生活风光而教学科研能力突出的青年教师不是没有，但很少见，或者其家庭背景富足。一般来说，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师和行政人员中地位最低、待遇最差（指各种收入及各种福利）、干活最累（指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压力最大（指晋升职称）、而生活负担最重（养老抚幼、买房等）的群体。即便当青年教师最终按照普遍社会规则从助教、讲师变成教授、博导甚至院士从而待遇得以提高，但学术创新的思想再也不会有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创新的源头已经枯竭。这就是整个社会尤其是高校创新研究总是处于低水平状态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说普通教师是高校里排名第二的弱势群体，那么，青年教师则是弱势群体中中排名第一的更弱势群体。

总的看来，研究生和大学生自杀不断趋于增多的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生存风险剧增，也反映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模式上出现了问题，可能还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高校本身整合能力不足甚至出现了治理危机。因为自杀既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否定，也是对当今我们这个社会的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学历年轻人的自杀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深刻反思现存社会秩序和甚至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而所有这一切却要以青年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社会悲剧。

跳楼的人们就这样解脱了，身后留下痛苦的亲人们——他或她的父母、子女、爱人、在意她或他的朋友。但愿人们更坚强一些，也但愿竞争的规则更公平些，更但愿高层重视当今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探究悲剧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