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邓公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有力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于这句话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政治学家们已经进行了诠释。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贫穷的社会，是不配冠之于“社会主义”这个称呼的。
全民低保，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于6月2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作讲演时提出的新概念。可能是担心媒体对吴老先生观点发生误解，《中国经济时报》7月6日全文发表了吴老先生当时的录音整理稿，标题为“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说句大不敬的话，当我从媒体上看到吴老先生这个新概念的时候，心里酸酸的。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记者搞错了。所以，尽管心存疑问，但也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中国经济时报》录音整理稿清清楚楚地有“全民低保”这个新概念。这么说，吴老先生确实是这个新概念的发明者。看完录音整理稿，前几天我心中的疑问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如果我们认可了“全民低保”这个新概念，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又要回归到过去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去？
在阐述我的想法之前，我要声明两点：其一，我不怀疑吴老先生的动机，以下的分析会说明，我只是觉得吴老先生“全民低保”的新概念不太妥当；其二，我不反对实行“低保”制度，并且坚信这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
记得2001年，当全国城市大力推行“低保”制度，力争实现“应保尽保”、切实解决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时，财政部一位司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央财政拿钱搞“低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么多人成了“低保”对象（当时接近2000万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于是，我对民政部公布的城市“低保”对象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发现：原来意义上的社会救济对象（社会上常说的“三无人员”，民政救济户）只占“低保”对象的很小比例（一些地方为5%左右），城市“低保”对象主要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企业很长时间发不了工资）和退休早的人员。
从“低保”对象的构成看，短短几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就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二千万人左右，说明其他方面的制度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大约有八九十万退休人员成了“低保”对象，说明退休养老金制度方面存在问题了，主要是退休早的人员退休养老待遇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拖欠养老金的问题。又如，中央规定下岗职工要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可是相当一批下岗职工也成了“低保”对象，只能说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出了问题。再比如，失业人员应当享有失业救济，这是失业保险制度的责任呀。
由此我想起的是，城市“低保”制度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存在问题。说句通俗的话：是别人感冒了，却要让自己吃药。
这也能说明一个道理：“低保”制度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但是，这项制度是被动的，正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低保”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这样的制度不能没有，但是它不能承载更多的东西。
再有一个问题。根据这几年的情况看，城市“低保”对象大约占城市居民（户籍口径）的5%左右，当然一些经济转型城市可能更高些，比如2001年我们去辽宁的阜新市，这个比例要达到1/3左右。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低保”前面加上“全民”两字，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直观的理解，说“全民低保”，意味着大家都成了“低保”对象，改革开放了快30年了，“暮然回首”大家都成了贫困户，岂不是又回到了贫穷社会主义了吗，至少会引起“全民低保=贫穷社会主义”这样的歧义。
吴敬琏老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大学者，我觉得吴老先生过去提出的很多观点和意见都很好，但恕我直言，有些意见需要“精细化”，理念要靠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支撑。
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要对“低保”制度给予那么高的期望。我倒建议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几年正在试点的“农村计划生活奖掖制度”，就是对农村只生一胎或两个女儿的家庭，年满60岁以后可以每年奖励五六百元。这样，既兑现了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国家的承诺，同时也防止农村老年人落入贫困，一举多得。
2002年，我曾经建议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助制度（见《经济参考报》2002年6月26日，题目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保障》，http://jjckb.xinhuanet.com/www/Article/10047-1.shtml）。当时我提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把养老金当作国民待遇，让现在所有的老年人都能享受，但至少可以对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给予特殊保障和照顾，比如，按月给他们发放生活补助金。考虑到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发放的标准应定得低一些，城市每月80元，农村每月20元。据统计，2000年全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共有1100万人，今后以每年5.4％左右的速度增加。如果按这些高龄老人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三分之二居住在农村推算，一年的费用只有50多亿元，即使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也是负担得起的，但这样做的社会效应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呼吁面向目前尚未被社会保险覆盖的人群实行一种低门槛、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新计划，目的也是防止现在的青壮年（特别是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将来年老时因没有被社会保障所覆盖而落入贫困。
总之，我建议用更为积极的制度创新来解决现在及将来的收入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