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文革中，我爸爸打架了得，很多人很推举我爸为首领，准备跟我爸闹革命，而我爸也正好有这种意向，但是却遭到我妈的坚决制止。因此，尽管我家里当时也有枪，我爸爸每到参加某个行动时，总是以“到外面看看标语”为借口，偷偷地溜出去“干革命”，但是总算并无大错。而且，小伙子也很讲良心，结果往往还制止了很多事态的恶性发展。比如有一次，我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人到一个农村去收缴当地的武器，我爸爸虽然偷偷地去了，但是当有人要打当地造反派时，我爸爸及时进行了制止：“怎么能够打人呢？不行！”结果，后来“地方”反攻过来，到我们单位进行抓捕行动时，当看到我爸爸的时候，“农民老大哥”都特别指出：“这个人不能动，他是个好人！”
今天（20060724）中午，打弟弟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我爸。我说：“小伙子不错啊，七十岁了”！那边爸爸笑道：“还小伙子呵，这里痛那里痛”。我说，那现在已经可以算是个青年了，今天出去走走吗？“走了”，爸爸说，今天上午十一点才回家，来了好多客人，说是来给他作寿。
爸爸今天七十岁生日，严格地说到底是不是今天生日，或者今天是不是七十岁还可能是一个未知之数。爸爸既是一个福星，也是一个苦人儿。到他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双亡。兄弟三个他最小，两个兄弟都大他三十多岁。因此，他事实上是由他的大嫂给带大的。到底他的生日是在哪一天，我爸爸也只能按照当年当兵时报的年龄和时间来确定。
大概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大伯家已经是穷得揭不开锅，他就只好从广西搭船去海南岛，去投奔他在国民党当排长的二哥。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孩，哪里分得清东南西北？到海南就给一个农家放了半年牛。到第二年，倒是我二伯得到消息，到处发寻人启事，才把他找到。
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部队不同，他们的家属是不能住在营地的。那时，我二伯已成了家，家就安在营地附近的一个出租屋里。不巧的是，我爸爸到了不久的一个夜晚，共产党部队的突然到来，又打散了这对兄弟。当枪炮声震彻大地的时候，我爸爸和我二伯一家跑散，他上了一艘又一艘船，都给国民党兵赶下来。这样，他又只好由海南自己只身回到广西。而这边再次丢了弟弟的我二伯，也在上了船后，偷偷地带着我二伯妈跑出来，他想到的不是投奔什么光明，而是他还有一个失散的弟弟。去年，我在去海南开一个会议前夕，我还问起当年伯伯部队驻地到底在何处，我爸爸竟然还答不上来。
从海南回来，我爸爸长高了许多。生活还是极端的困难，他给我大伯带小孩，背上背着的是比他只小两三岁的侄子。广西背小孩是用一条布带缠在背后的。“从早上背到背上，直到晚上才解下来”，爸爸说到此处，还止不住哽噎落泪。不过，即使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我爸爸还是不忘吹上几句“牛皮”。邻户人家问我爸，你到海南找到你哥吗？我爸说：找到了。再问：那你在那都干些什么呢？我爸爸说，我就在他手下当兵。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的吹嘘，也在后来产生了一些小小的风波。当然，这都是后话。
十岁多，爸爸终于想到了自立门户。据他说，当时他从大哥处分到的财产，就只是一个瓦钵。这瓦钵就是他们广西用来煮粥用的。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山区。他找邻村大伯借了一旦谷，从此开始独立生活。
说起当年借谷的情景，爸爸仍然是记忆犹新。我爸爸向那老人许诺说：“我今年借你一旦谷，我明年还您一旦多两升”。我爸爸说起时，自己都觉得好笑。他说，他当时也不过十岁多一点点，饿得又矮又小，在这个老人面前夸起了海口，老人竟然答应了。他说，按道理老人应是多半是对他的一种怜悯。但是，我爸爸并没失信。广西的农业那时还相当落后，还是那种撒种的做法。租了块地，种子撒到水田里，就可以不管它了。而剩下来的谷，又不够吃的，他就去小水沟去放水捕鱼，然后晒成鱼干，到集市上去卖。这样日子竟然还过得去。到秋收的时候，我二伯也已经回来。我爸爸收了谷，一个人担了一旦谷，还多提了两升。有借倒是有还，给老人送去时，老人竟然是哈哈大笑。
二伯回来后，我爸爸的生活就有了着落，还读上了书。两年半的夜校一过，竟然成绩相当好。人也飞快地长高起来。直到广西解放，爸爸也分了地。然后就是“保卫胜利果实”，作为朝鲜战争后的第一批补充兵员，参加了铁道兵。其间，爸爸参加鹰厦铁路、西藏铁路、新疆铁路、湘黔铁路等铁路建设，有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拉轨的活，吃的是四个馒头一碟咸菜。就是这样的艰苦，对于他来说都是难得的美餐了。当时的人都是苦出身。以我爸爸两年半的文化底子，竟然还成了部队的文化人。代着给人写信、教歌的事，倒还轮上了我爸爸。去年，我爸妈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我爸爸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起，当年他们部队的连长如何在众文盲中发现他的唱歌的本领的情景。
当铁道兵八年，基本上已经走遍了大江南北和东西边陲的我爸爸，本来要进入石家庄军校学习的，但是他已经厌倦了铁道兵那种风餐露宿、沐雨栉风的日子，终于选择了转业。那时正是惨绝人寰的大饥饿时期，一些顶不住饥饿的压力的工人，有很多人选择了返回家乡种田。而我爸爸早已经过了幼时的艰苦，知道回到家乡也只有饥饿，因此坚持下来。正是这个坚持，使城镇农村几十年来等级森严的恶劣制度，终于没有祸及我们这一代。
在当时全国普遍性的饥饿的环境下，我爸按照幼时饥饿时的经验，有了一个绝招：当时大饥饿时期，有很多人饿得水肿，只到这时单位才会分给一些红萝卜和青菜作为“营养品”。我爸的经验是头晚，把菜干和稀粥一起吃下去的时候，第二天脸必是肿肿的。因此，一到饿时，我爸就如法炮制，结果往往得到单位的同情，得到一点充饥的“营养品”。
不仅如此，此时我二十三岁的爸爸，经人介绍还认识了我妈妈。这里面还有一个事很有趣。“千里姻缘一线牵”，可能是有道理的。当时我爸爸还保留着很多广西口音，讲起普通话自然就很难叫湖南人听得懂。但是，怪的是别人听不懂，我妈妈这农村姑娘却听得懂。而且，当时的感觉还是“就和我们讲话一个样”，你说怪不怪？
我妈最喜欢女孩，在她认为只有女孩才会疼父母。而我爸爸则喜欢男孩。因此，当大饥饿快过时，我大哥出生了。小俩口高兴得很，这小孩长得特别漂亮，而且非常聪明。我大哥是兄弟中最聪明的一个。生第二个，我妈一看是个男孩，气得很。那时候卫生条件很差，我妈生我二哥，都是自己生下来的。当时我爸不在家，生出来后，我妈看到又是一个男孩，气得要命，自己剪断脐带，就象生气地把我二哥丢到一旁。后来，我妈妈自己想起来非常内疚，这个内疚一直埋在心底。到我二哥长到两岁的时候，又生痢疾时，也是特别乖巧，人看着不行了，就眼睛盯着我妈妈，只有气无力地一声接一声地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地叫，叫得我妈的心酸得不得了。因此，后来对他一直是另眼相看，特别的宠爱。生了两个，我妈妈还是一门心思要生女孩，于是我就出世了。做老三是最倒霉的，加上我从小就能言善辩不服输，因此小时候挨打最多的是我。这可能还有一个我不是女孩，没有满足我妈妈生女孩的愿望之故。到我弟弟出生时，我妈妈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生女孩的。只是此时我爸爸拿定了主意：象当时那个经济环境，不饿死才怪呵！这样才断了我妈继续生下去的愿望。
我妈本是一个农村的兽医，这样结婚了就到我家当家庭主妇。这主妇不好当，难的就是我妈从小就是一个糊涂得很的姑娘。在家里是满女，我外婆看得如掌上明珠似的，因此，从小到大连当时女孩都会纳的鞋底也不会做，更有甚者，连饭都不会煮。那时可没有什么电饭煲，要把饭煮熟，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先得放水适量，次则掌握火候，该开锅的时候开锅，该慢火的时候慢火，还是焙等很多工序。我妈妈呢，这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知道要放水，但放多少却不知；知道要开锅，但不会掌握时机，开早了饭是夹生饭；晚了，锅底已烧黑了。在这摸索的过程中，就常常饭没煮熟，倒是锅底都烧黑了，这姑娘没办法，眼着着我爸爸下班时间已到，要重新煮已经来不及，只好急得真哭。所谓经验是靠积累的，但是我妈似乎连积累经验这招也不会。我记得直到我们长到七八岁的时候，我妈妈常常面对我爸爸的抱怨：饭煮稀了时，姑娘说：饭煮烂一点，小孩易于消化一些；底烧糊了时，姑娘说：这锅巴最好吃了。确实，我们小时候还真最爱吃锅巴了。
爸妈几十年感情倒好，但是吵架则是家常便饭。我爸是那种脾气暴躁，修养极差的人，而我妈则是他的形象的维护者。再怎么吵，在外面绝对是我爸爸是最好的人。当然我妈也不是好惹的，有次我妈和我爸一起去种菜，两个为一个什么事吵起来了。我爸仗着力大，一把冲过去准备和她来个“比武”。我妈妈这时正操着一瓢大粪（即人粪，泼菜的肥料），这时只见姑娘退后一步，然后一瓢刚浇起的大粪，正好一头扣在小伙子的头上。。。几十年后，我妈还在得意地回顾着当时的战况：“你爸爸当时一头大粪，马上去自己洗干净，以后一句声也没做”。
在文革中，我爸爸打架了得，很多人很推举我爸为首领，准备跟我爸闹革命，而我爸也正好有这种意向，但是却遭到我妈的坚决制止。因此，尽管我家里当时也有枪，我爸爸每到参加某个行动时，总是以“到外面看看标语”为借口，偷偷地溜出去“干革命”，但是总算并无大错。而且，小伙子也很讲良心，结果往往还制止了很多事态的恶性发展。比如有一次，我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人到一个农村去收缴当地的武器，我爸爸虽然偷偷地去了，但是当有人要打当地造反派时，我爸爸及时进行了制止：“怎么能够打人呢？不行！”结果，后来“地方”反攻过来，到我们单位进行抓捕行动时，当看到我爸爸的时候，“农民老大哥”都特别指出：“这个人不能动，他是个好人！”
当时连煮饭都不内行的妈妈的精明，往往表现在大政方针上。她当时的判断是一个人不要出风头，爱出风头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结果后来的发展果不出所料。后来一些当时的弄潮儿，往往不是进了牢房，就是被打得五痨七伤。基本上都被他们所支持的所谓“领袖”给出卖了。有的，当时打了很多人，结怨太深，甚至影响了后代的前途：在招工、提干、转户口等很多问题上，这些人的下一代都曾付出过很大的代价。
我爸有爱吹牛的毛病，这毛病“老而弥坚”。而且，越吹越吹得没有技巧，甚至发展都有点象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那样，直接说起他如何高、如何好了。我上面说过我爸小孩时吹牛，说他当过国民党兵的事。到七十年代，爸爸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这事又却奇迹般地给翻出来了。那时，对入党审查是很严格的。我爸入党时，单位派人调查，结果一到当地，人们都在说："他原来在海南岛给国民党当兵"。结果是颇费周章，最后才把这个我爸的这个“历史问题”给弄清楚了。直到去年我爸妈在我住时，我引他回忆起他小时候的时候，我还在问，怎么那么小就开始吹牛皮呵。我爸妈听了都放声大笑。可想而知，依我爸的这种爱吹牛性格，在文革中，如没我妈的节制，其结果可想而知。
但是，我妈姑娘时的清醒的认识，却是“晚节不保”。到改革开放后，其思想反而回到了文革时代，倒是对加害于人民的人，反而极力推崇起来。而我爸爸这小伙子倒是进步奇快，粉碎四人帮，我爸爸的觉悟就跟上来了；到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地思想更进一步发展。有时，连我都感到惊奇：共产党的进步还满快的呵，连我爸的思想都这么先进了！
不过，在小伙子的进步当中，往往还是受到姑娘的挖苦。每次在我妈和我爸围绕着文革与改革、集体与单干、反腐倡廉、治安秩序的变化等重要的理念之争之后，在现在这从经济到政治上的成功，与过去的饥饿和高度压制形成强烈对比的证据面前，败下阵来的我妈妈，常常狠狠地咒道：“两面墙！两边倒！文革的时候，不是我，早抓起来了”。而此时，我爸爸则显得很是理亏，因此，表情复杂，心情忐忑，不好再回嘴。
常常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在静寂的夜晚，一个小伙子到我床边，看着我问：振迪啊，你几岁？我说：三岁。“你多重啊”？我说：49斤。小伙子笑道：你还没一狗大呵？我说：嗯。
这小伙子现在七十岁了！我的爸爸今天就七十岁了！
好人一生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谨以此文敬祝爸爸七十大寿！
(写于2006年7月24日父亲七十大寿之日，以作贺寿文。25日一较）